偉大的作品在遠離它們的未來時代中保持著活力,正如我所指齣的那樣,這看起來似乎是一種悖論。它們在身後的生存過程中,不斷充實新的意義、新的內涵;這些作品似乎會超過其創作時代的自我。我們可以說,無論是莎士比亞本人,還是他的同時代人,都不知道我們當今所認識的那個“偉大的莎士比亞”。無論如何不能把我們的這個莎士比亞硬塞到伊麗莎白時代中去。彆林斯基就曾說過,每個時代總會在過去的偉大作品中發現某些新東西。如此說來,是我們給莎士比亞作品添加瞭它們原本所沒有的東西,是我們把莎士比亞現代化瞭,把他給歪麯瞭?當然,現代化和麯解——過去有,將來還會有。但莎士比亞不是靠這一點纔變得越發高大的。他之所以越發高大,是靠他作品中過去和現在都的確存在的東西,隻不過對這些東西,無論是他本人,還是其同時代人,在那一時代的文化語境中還不能有意識地加以接受和評價。涵義現象可能用隱蔽的方式潛藏著,隻在隨後時代的有利的文化內涵語境中纔得以揭示齣來。
——巴赫金《答〈新世界〉編輯部問》(1970)
在以往的每一種文化中,都蘊含著巨大的涵義潛能,而這些潛能在該文化的整個曆史進程中並未得以揭示和認識,更未加以利用。古希臘-羅馬文化本身無從知曉我們現在所瞭解的那個古希臘-羅馬文化。中學裏曾有過這樣一則笑話:古希臘人不知道自身最主要的特點是什麼,他們不知道自己是古希臘人,也從未這樣稱呼過自己。不過也的確如此,將希臘人變成瞭古希臘人的那個時間差具有巨大的革新意義:這個時間差使人們不斷發現古希臘-羅馬文化具有越來越新的涵義價值,而這些價值雖然是希臘人自己創造的,但他們對此實在是無從知曉。
——巴赫金《答〈新世界〉編輯部問》(1970)
文學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旦脫離該時代整個文化的大語境,那是無法理解的。不可將文學與其餘的文化相分離,也不可像通常所做的那樣,越過文化,徑直把文學與社會經濟因素加以關聯。這些因素作用於作為整體的的文化,並隻有通過文化,與文化一起作用於文學。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我們特彆關注文學的特性問題。這在當時也許是需要的、有益的。應當指齣,狹隘的專業化研究與我們這門學科的優秀傳統是格格不入的。
——巴赫金《答〈新世界〉編輯部問》(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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