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恐怕很难找到第二种范畴像“礼”那样深刻而持久地制约着中国人的言行举止和思维方式，以至于“礼义之邦”成了这个古老国度最确切不过的代名词，而“礼教”则成为打开中国传统文化之门的一把必备的钥匙。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早就敏锐地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特质：“他们（指中国古代统治者）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种礼教上，并把整个一生用在实践这种礼教上。文人用之以施教，官吏用之以宣传；生活上的一切细微的行动都包罗在这些礼教之内，所以当人们找到使它们获得严格遵守的方法的时候，中国便治理得很好了。”

然而，尽管“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从古到今，人们对它的评价却是褒贬参半的。褒之者宣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曲礼上》）“礼”似乎成了人们政治、道德和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贬之者则认为：“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在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笔下，以“仁”和“礼”为核心内容的儒家学说甚至被描写成为一种“吃人”的怪兽。这种对“礼”褒贬不一的历史状况本身就足以启示后人：“礼”既是一种内涵极为复杂的文化现象，更是人们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必须首先廓清的重要概念。

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而只要提及儒家学说，“仁”和“礼”这两个概念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在人们的脑际。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礼治主义在儒家学说中占有特殊地位，而一向被视为王道仁政的集中体现的历史状况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礼”又是人们开启儒学大门的一把重要钥匙。就先秦儒家而言，反映其“礼学”内容的典籍主要有《仪礼》《周礼》和《礼记》。在以上三种典籍中，前两种主要偏重于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度的记载，只有《礼记》着重从学理层面阐释儒家的礼治主义主张。这就使得《礼记》一书在儒家学说，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占地位显得尤为重要。且不说从《礼记》中抽出的《大学》《中庸》两篇经典作为“四书”的主要内容，唐宋以后曾经令多少封建学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韩愈《进学解》），单就《礼运》篇提出的“大同”社会理想而言，也足以使无数志士仁人为之神往！

《礼记》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虽然举足轻重，但它的内容却又十分驳杂；而且大至该书各篇主旨的认定、经学性质和文化地位的评价，小至各篇来源及其写作年代的推测，都存在种种异说。上述问题犹如团团迷雾笼罩在《礼记》之上，从而使读者，尤其是初学者感到困惑不解。努力廓清笼罩在《礼记》之上的迷雾，使其鲜活的文化内涵得以呈现于世人面前，这正是本书撰写的动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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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恐怕很难找到第二种范畴像“礼”那样深刻而持久地制约着中国人的言行举止和思维方式，以至于“礼义之邦”成了这个古老国度最确切不过的代名词，而“礼教”则成为打开中国传统文化之门的一把必备的钥匙。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早就敏锐地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特质：“他们（指中国古代统治者）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种礼教上，并把整个一生用在实践这种礼教上。文人用之以施教，官吏用之以宣传；生活上的一切细微的行动都包罗在这些礼教之内，所以当人们找到使它们获得严格遵守的方法的时候，中国便治理得很好了。”<br />

然而，尽管“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从古到今

，人们对它的评价却是褒贬参半的。褒之者宣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曲礼上》）“礼”似乎成了人们政治、道德和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贬之者则认为：“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

；在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笔下，以“仁”和“礼”为核心内容的儒家学说甚至被描写成为一种“吃人”的怪兽。

这种对“礼”褒贬不一的历史状况本身就足以启示后人：“礼”既是一种内涵极为复杂的文化现象，更是人们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必须首先廓清的重要概念。<br />

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而只要提及儒家学说，“仁”和“礼”这两个概念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在人们的脑际。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礼治主义在儒家学说中占有特殊地位，而一向被视为王道仁政的集中体现的历史状况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礼”又是人们开启儒学大门的一把重要钥匙。就先秦儒家而言，反映其“礼学”内容的典籍主要有《仪礼》《周礼》和《礼记》。在以上三种典籍中，前两种主要偏重于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度的记载，只有《礼记》着重从学理层面阐释儒家的礼治主义主张。这就使得《礼记》一书在儒家学说，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占地位显得尤为重要。且不说从《礼记》中抽出的《大学》《中庸》两篇经典作为“四书”的主要内容，唐宋以后曾经令多少封建学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韩愈《进学解》），单就《礼运》篇提出的“大同”社会理想而言，也足以使无数志士仁人为之神往！<br />

《礼记》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虽然举足轻重，但它的内容却又十分驳杂；而且大至该书各篇主旨的认定、经学性质和文化地位的评价，小至各篇来源及其写作年代的推测，都存在种种异说。上述问题犹如团团迷雾笼罩在《礼记》之上，从而使读者，尤其是初学者感到困惑不解。努力廓清笼罩在《礼记》之上的迷雾，使其鲜活的文化内涵得以呈现于世人面前，这正是本书撰写的动机所在。</p>

刘松来，1958年7月出生，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文艺学中心主任，文学院副院长。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持并完成多项省级科研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