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Joseph Brooker's synthesis lucidly summarizes more than seventy years of Joyce criticism. This is the first broad study of how James Joyce's work was received in the Anglophone world, accessibly written for both academic and lay readers. Brooker shows how the reading of Joyce's work has moved through different critical paradigms, periods, and places, and how Joyce's writing has given generations of readers a way to discuss the major issues of the modern world.
《乔伊斯论敌》 引言 詹姆斯·乔伊斯，这位文学巨匠的名字本身就足以点燃无数思想的火花，而围绕着他作品的辩论和解读，更是构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学术史诗。《乔伊斯论敌》并非要深入剖析乔伊斯那如同迷宫般复杂的文本，亦非要一一罗列他作品中的具体情节或人物。相反，本书致力于探究一个更为宏观而深刻的命题：在乔伊斯创作生涯的漫长岁月中，那些最富洞察力、最具挑战性、同时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声音，是如何塑造了我们对这位文学革新者及其作品的理解。本书将目光投向那些“乔伊斯论敌”——并非指那些纯粹的反对者，而是指那些以其严谨的分析、独到的视角，甚至是尖锐的质疑，推动了乔伊斯研究向前发展的评论家、学者和理论家。 本书的视角是多层次的。我们不仅要审视这些论敌们对乔伊斯作品核心主题的解读，如宗教、民族主义、爱尔兰身份、时间与记忆、语言的实验性等，更要关注他们所采用的理论框架和批评方法。从早期的文学评论到后来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后殖民批评，乃至近年的认知批评和数字人文研究，这些不同的理论视角如同棱镜，折射出乔伊斯作品的不同面向，也构成了“乔伊斯论敌”思想图谱的关键部分。 我们选择“论敌”这个词，并非意在制造对抗，而是强调一种思想的碰撞与对话。这些论敌们，无论是赞赏还是批评，都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投入，与乔伊斯的文本展开了激烈的智力搏斗。他们或发现了乔伊斯文本中被忽视的细微之处，或挑战了当时盛行的解读范式，或将乔伊斯置于更广阔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他们的研究，正如一把把利刃，剖析了乔伊斯作品的肌理，也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了阅读的歧途。 《乔伊斯论敌》将重点关注那些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理解乔伊斯至关重要的批评家和批评流派。我们将追溯早期评论家如何挣扎于《尤利西斯》的“亵渎”与“伟大”之间，理解他们如何面对其前所未有的叙事技巧和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挑战。接着，我们将深入探讨，在20世纪中后期，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如何为乔伊斯作品中的语言游戏、意义的不确定性以及文本的自我指涉性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精神分析批评又如何挖掘出乔伊斯笔下人物内心深处的潜意识冲动和家庭创伤。而当文学研究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语境时，后殖民批评又如何揭示乔伊斯作品中复杂的爱尔兰身份认同问题，以及他对帝国主义话语的批判性回应。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于，我们并非仅仅呈现这些论敌的观点，更要分析他们观点的形成背景、理论依据，以及这些观点对后世乔伊斯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试图展现的是一个动态的批评演进史，一个思想交锋、理论迭代的生动过程。这些“论敌”，他们的锐利和深刻，他们的执着与创新，共同构建了我们今天所见的乔伊斯文学图景。 通过对这些“乔伊斯论敌”的梳理和分析，《乔伊斯论敌》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具批判性和深度的视角来理解詹姆斯·乔伊斯。本书并非提供一套简单易懂的“乔伊斯解读指南”，而是邀请读者一同进入一场持续进行的智力冒险，理解文学批评如何与文学创作并行，甚至塑造文学的意义。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让读者认识到，理解一位伟大的作家，不仅仅是阅读他的作品，更是理解那些关于他作品的、永不停止的、富有活力的讨论。 第一章：黎明前的喧嚣——早期评论家的挑战与惊叹 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名字尚未完全与“现代主义巨匠”划上等号的时代，他的作品，尤其是《尤利西斯》，犹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文学湖面，激起了巨大的涟漪。早期评论家们，他们是第一批直面乔伊斯文学革命的先驱，他们的反应，既有震惊、困惑，也不乏超前的赞赏。本章将回顾那些最早的“乔伊斯论敌”，他们是如何在保守的文学土壤中，艰难地辨识并评估乔伊斯作品的革新意义。 在《尤利西斯》于1922年出版之前，乔伊斯已经通过《都柏林人》和《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为自己赢得了声誉，但这些作品的实验性相较于《尤利西斯》而言，显得温和许多。《都柏林人》中对都柏林市井生活的细腻描绘，以及对爱尔兰国民性中“麻木不仁”的深刻洞察，已经引起了一些评论家的注意，但多数仍将他视为一位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例如，当时一些评论家赞扬乔伊斯精准的细节捕捉能力，以及他笔下人物心理的真实感，但对于他作品中弥漫的疏离感和批判性，他们尚未准备好进行系统性的理论探讨。 然而，当《尤利西斯》横空出世时，早期的评论家们，无论支持还是反对，都不得不承认它与以往任何文学作品的截然不同。一些人将它视为“淫秽”的“晦涩”之作，无法理解其意识流技巧、复杂的典故引用、以及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例如，早期的禁令，以及围绕作品的道德争议，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重要的“论敌”声音，它们反映了社会在面对文学革新时的不适与抗拒。这些声音，虽然可能出自保守的道德立场，但它们也迫使乔伊斯及其支持者去辩护，去阐释，从而间接推动了对作品的理解。 与此同时，也有一批富有远见的评论家，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尤利西斯》的革命性。T.S.艾略特无疑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在1923年为《尤利西斯》的出版所撰写的序言，虽然篇幅不长，却为作品定下了极高的评价基调。艾略特将《尤利西斯》比作“一部史诗”，并认为它“在结构和主题上都代表了一种向前迈进”。他尤其强调了乔伊斯如何运用神话作为“组织原则”，来“给现代生活的混乱以形状和意义”。艾略特的声音，为乔伊斯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批评框架。 另一位早期重要的“论敌”是Ezra Pound（艾兹拉·庞德）。庞德在支持乔伊斯，尤其是《尤利西斯》的创作和出版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对乔伊斯实验性语言的欣赏，对“make it new”口号的实践，都影响了当时的文学界。庞德对乔伊斯诗意化的语言运用，对语音和节奏的关注，为理解乔伊斯作品的音乐性和形式美提供了启示。 此外，像Gilbert Seldes（吉尔伯特·塞尔德斯）等评论家，也尝试从更广泛的文化角度来解读乔伊斯。他们看到了乔伊斯作品中对现代都市生活、对个体生存困境的描绘，以及他对语言作为工具和限制的深刻认识。塞尔德斯认为，《尤利西斯》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种“现代生活宣言”。 本章还将探讨早期评论家们在解读乔伊斯作品时所面临的普遍困境。例如，他们如何理解“意识流”这一前所未有的叙事方式？他们如何处理作品中大量出现的典故，这些典故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又如何看待乔伊斯对爱尔兰民族认同和宗教问题的复杂态度？早期评论的局限性，也恰恰印证了乔伊斯作品的超前性，以及它所引发的持久的学术讨论的必要性。 通过梳理这些早期批评的声音，我们不仅能看到乔伊斯作品的最初冲击力，更能理解，正是这些来自不同立场、不同视角的“论敌”的讨论，为日后更深入、更系统的乔伊斯研究奠定了基础，开启了通往理解这位文学巨匠的漫长而精彩的道路。他们的惊叹、质疑、赞美和批评，共同编织了乔伊斯文学批评的黎明图景。 第二章：语言的迷宫与意义的寻觅——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解构 在20世纪下半叶，文学批评的版图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为解读詹姆斯·乔伊斯那复杂且高度实验性的文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工具和分析视角。这些理论流派的“乔伊斯论敌”，他们并非要否定乔伊斯作品的价值，而是以一种全新的、更加系统的、有时也更加“解构”的方式，深入剖析文本的构成机制、语言的运作方式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 结构主义，以其对语言符号系统和普遍结构的研究为核心，将文学作品视为一个由相互关联的符号构成的系统。当这种方法被应用于乔伊斯作品时，评论家们开始关注其文本中的语言模式、叙事结构以及重复出现的母题。例如，对《芬尼根的守灵夜》的研究，尤其受益于结构主义的分析。评论家们尝试揭示这部作品中多层嵌套的语言结构、音韵上的呼应，以及文本内部的对称性。他们将作品视为一个巨大的语言“游戏”，一个由音位、词形、语法的变异构成的复杂网络。 在这一时期，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的出现，更是将对文本的分析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巴特提出的“作者之死”以及“文本的生产”等概念，极大地影响了乔伊斯研究。评论家们不再将乔伊斯视为一个拥有单一、权威意义的“作者”，而是将他的作品视为一个开放的、多义的“文本”。《尤利西斯》中不断变化的叙事声音、风格模仿，以及“都柏林人”的集体意识，都为后结构主义者提供了丰富的分析材料。他们关注文本的“互文性”，即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对话和关联，发现乔伊斯作品中充满了对文学、历史、宗教经典的引用和戏仿，这种“互文性”使得文本的意义变得更加流动和不确定。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话语理论，也为理解乔伊斯作品中语言与权力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维度。评论家们开始关注乔伊斯如何通过语言实验来挑战和颠覆既有的语言规范、社会话语以及文化霸权。尤其是他对爱尔兰语和英语的混杂使用，以及对爱尔兰教会和国家话语的批判，都成为了后结构主义研究的热点。 更重要的是，后结构主义强调了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多重性”。在乔伊斯作品中，这种不确定性被推向了极致。《尤利西斯》中难以捉摸的人物心理，模糊的叙事视角，以及《芬尼根的守灵夜》中近乎无法理解的语言，都成为了意义“生成”的场所，而非意义的“呈现”。评论家们不再试图“找到”乔伊斯想表达的唯一真理，而是去理解“意义是如何被生产的”，以及文本如何“制造”意义的幻觉。 例如，对《尤利西斯》中“口吃”和“重复”的语言现象的分析，就成为了理解文本深层结构和主题的关键。评论家们指出，这些语言上的“障碍”，并非简单的笔误，而是反映了人物内心的挣扎、记忆的碎片化，以及语言本身的局限性。它们迫使读者放慢阅读速度，去体会语言的“物质性”，去感受词语的声音、节奏和联想。 通过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 lens，乔伊斯作品中的语言不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而是成为了研究的核心。评论家们分析了乔伊斯如何通过解构传统的语法和词汇，创造出全新的词语（neologisms），以及如何通过多层含义的词汇来构建复杂的情感和思想。对“意识流”的解读，也从早期的“模仿思维过程”上升到对“语言如何构建经验”的更深层次的探讨。 这些“乔伊斯论敌”的贡献在于，他们将乔伊斯的研究从对情节和人物的浅层解读，推向了对文本深层结构、语言运作机制以及意义生成过程的深入探索。他们以精密的分析工具，揭示了乔伊斯文本的复杂性，也让我们认识到，理解乔伊斯，很大程度上就是理解他如何驾驭和颠覆语言，如何通过语言来构建和解构我们对现实、自我和世界的认知。他们打开了一个充满挑战和启发的“语言迷宫”，邀请我们在其中不断寻觅和创造意义。 第三章：心灵的深渊与记忆的幽灵——精神分析的洞察与审视 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从其早期创作的《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到晚年的《芬尼根的守灵夜》，无不充斥着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探索。那些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弥漫的内疚感，对爱与死的执念，以及对童年创伤的难以释怀，都为精神分析批评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在“乔伊斯论敌”的谱系中，精神分析学派的批评家们，以其对潜意识、欲望、俄狄浦斯情结、创伤等概念的运用，为我们洞察乔伊斯笔下人物心灵的深渊，揭示记忆的幽灵，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视角。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及其追随者的理论，如卡尔·荣格（Carl Jung）和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成为了精神分析批评解读乔伊斯作品的重要理论基石。评论家们开始将乔伊斯笔下的人物，如斯蒂芬·迪达勒斯（Stephen Dedalus）和利奥波德·布鲁姆（Leopold Bloom），视为复杂的心理主体，他们的行为、思想和语言，都深刻地受到潜意识的驱动。 对斯蒂芬·迪达勒斯的研究，尤其受益于精神分析的解读。他的“父亲情结”，他与天主教会的对抗，他对艺术创作的焦虑，都被视为他内心深处俄狄浦斯情结的体现。他试图摆脱母国的束缚，同时也渴望与理想化的父辈（如诗人）建立联系，这种分裂的状态，被精神分析批评家们视为他创作能量的来源，也是他个人痛苦的根源。精神分析评论家们深入分析斯蒂芬的梦境、幻想，以及他与戴芬妮（Daphne）等女性人物的互动，来揭示他压抑的欲望和对亲密关系的恐惧。 利奥波德·布鲁姆，这位《尤利西斯》的主人公，同样成为了精神分析批评的焦点。他那近乎“圣徒”般的耐心和宽容，以及他对妻子莫莉（Molly Bloom）的复杂情感，都被置于精神分析的显微镜下。评论家们探讨布鲁姆的“爱恋情结”（eroticism），以及他如何在性欲望、婚姻关系和父子关系之间寻找平衡。他对于儿子鲁迪（Rudy）的思念，更被视为一种挥之不去的创伤和失落，这种失落感深刻地影响了他对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看法。 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理解乔伊斯作品中语言与欲望的关系，以及主体性的建构，提供了更为精深的工具。拉康认为，语言是欲望的载体，而主体的形成，是建立在进入“象征界”的过程中的。乔伊斯作品中那些复杂的、充满双关语和隐喻的语言，以及人物之间难以言说的情感，都与拉康的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共鸣。评论家们分析了乔伊斯如何通过语言的“缺席”和“遮蔽”，来暗示人物内心深处的欲望和创伤。 此外，精神分析批评还关注了乔伊斯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内疚感”和“罪恶感”。这种情感，尤其与爱尔兰天主教会的道德训诫紧密相关。评论家们探讨了乔伊斯笔下人物如何在这种内化的宗教道德压力下挣扎，如何试图通过自我惩罚或逃避来寻求解脱。 “记忆的幽灵”也是精神分析批评解读乔伊斯作品的重要主题。那些挥之不去的童年回忆、未竟的爱恋、以及对逝去时光的追溯，都在人物的潜意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精神分析评论家们认为，乔伊斯作品中的“现在”，往往被过去的回忆所渗透和扭曲，而人物的现在行为，也常常是过去创伤的重演。 《芬尼根的守灵夜》的模糊性和多层意义，也为精神分析批评提供了广阔的解读空间。评论家们认为，这部作品本身就像一个巨大的潜意识文本，其中充斥着梦境、联想、以及被压抑的欲望的显现。对其中人物身份的模糊处理，对时间线的打乱，都被视为对人类集体无意识和个体潜意识运作方式的模拟。 精神分析批评的“乔伊斯论敌”们，他们并非简单地将乔伊斯作品解读为精神病患者的自白，而是以一种精密的理论框架，揭示了乔伊斯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人类心理困境和生存体验。他们的洞察，帮助我们理解了乔伊斯笔下人物的复杂性、矛盾性，以及那些隐藏在表层叙事之下的、深刻的心理驱动力。通过他们的审视，我们得以窥探人物心灵的深渊，触及那驱动着人物行为、塑造着人物命运的，如幽灵般挥之不去的记忆。 第四章：民族身份的重塑与文化批判——后殖民理论的视角 詹姆斯·乔伊斯，作为一位出生于爱尔兰、长期流亡欧洲的作家，其作品深深地打上了爱尔兰身份认同的烙印，同时也包含了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话语的深刻批判。在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后殖民理论的兴起，为理解乔伊斯作品中的民族身份问题、文化冲突以及他对爱尔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描绘，提供了全新的、极具穿透力的视角。后殖民理论的“乔伊斯论敌”，他们挑战了以往将乔伊斯仅仅视为一位“现代主义实验家”的狭隘认知，将他的作品置于更广阔的殖民历史和文化语境中进行审视。 后殖民理论的核心概念，如“他者化”、“混合性”、“文化挪用”、“边缘叙事”等，为解读乔伊斯作品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评论家们开始关注乔伊斯如何在一个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爱尔兰背景中进行创作，他笔下的人物和场景，如何反映了爱尔兰在政治、文化和语言上的双重压抑。 《尤利西斯》中对都柏林市井生活的描绘，不再仅仅是现代都市生活的片段，而是被视为爱尔兰作为“被殖民地”的象征。布鲁姆作为一位“混血”犹太人在都柏林的生活，被解读为一种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他既不完全属于爱尔兰主流社会，也无法回归其民族根源。他的“流亡”状态，既是身体上的，也是文化和精神上的。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理论，虽然主要针对中东，但其关于“他者”构建的理念，也被应用于分析乔伊斯作品中对“爱尔兰性”的刻画。评论家们探讨了乔伊斯如何反思和挑战英国殖民者对爱尔兰民族的刻板印象和负面建构。他笔下的人物，如那些充满活力的、甚至有时令人不安的爱尔兰人，都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他者”的形象。 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的“混合性”（hybridity）和“第三方空间”（third space）概念，尤其适用于解读乔伊斯作品中复杂多变的身份认同。乔伊斯本人就是一种“混合性”的产物，他的作品也模糊了爱尔兰、英国、欧洲，以及不同文化和语言之间的界限。评论家们认为，乔伊斯正是通过这种“混合性”来抵抗纯粹的民族主义和文化霸权，创造出一种更具包容性和流动性的文化空间。 《芬尼根的守灵夜》中对语言的颠覆和重塑，也被后殖民理论家视为一种对抗殖民文化霸权的方式。乔伊斯在作品中大量使用爱尔兰盖尔语、法语、拉丁语以及其他语言的词汇和语法，并通过词语的变异和创造，模糊了语言的边界，挑战了英语作为帝国语言的统治地位。这种语言上的“反叛”，被视为一种文化上的“去殖民化”尝试。 评论家们还关注了乔伊斯作品中对爱尔兰教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批判。天主教会作为殖民时期爱尔兰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力量，其对爱尔兰民族性的塑造，以及对个体自由的限制，都成为了乔伊斯批判的对象。后殖民理论家们认为，乔伊斯通过揭示教会和国家的虚伪性，来瓦解其对爱尔兰民众思想的控制，从而为爱尔兰的真正解放提供思想上的准备。 然而，后殖民理论对乔伊斯的解读并非全然赞同。一些评论家也指出了乔伊斯作品中可能存在的局限性。例如，他作为一位流亡者，对爱尔兰底层民众的描绘是否足够深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理想，是否带有某些精英主义的色彩？这些质疑，也构成了后殖民理论视域下的“乔伊斯论敌”的一部分，它们促使我们更全面、更批判性地理解乔伊斯在爱尔兰民族身份构建和文化批判中的复杂角色。 通过后殖民理论的视角，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被赋予了新的历史深度和文化意义。他不再仅仅是一位形式上的革新者，更是一位在殖民语境下，深刻反思民族身份、挑战文化霸权、并为后殖民时代的文化解放提供思想启示的伟大作家。后殖民理论的“乔伊斯论敌”，他们帮助我们将这位文学巨匠，重新定位在一个更为广阔和动荡的全球历史叙事之中。 结语：永恒的对话与未尽的探索 詹姆斯·乔伊斯，这位文学史上的巍峨山峰，至今仍吸引着无数的目光，激发着无尽的思考。本书《乔伊斯论敌》所回顾的，仅仅是这场持续进行的、跨越时代和学科的智力对话中的一部分。从早期评论家们初遇《尤利西斯》时的惊叹与困惑，到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对文本的深度解构，再到精神分析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精微洞察，以及后殖民理论对民族身份和文化批判的重新审视，每一个流派，每一位批评家，都如同在乔伊斯文学宇宙中探索的旅行者，他们带来了各自的地图、指南针和解读工具，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和发现。 这些“乔伊斯论敌”，他们并非简单地为乔伊斯作品盖上“是”或“否”的标签，而是通过他们严谨的研究、深刻的洞察，甚至是尖锐的质疑，不断地丰富、拓展和重塑了我们对乔伊斯及其作品的理解。他们提出的问题，揭示的细节，构建的理论框架，共同构成了乔伊斯研究这座宏伟建筑的砖石，也为我们后续的探索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阅读乔伊斯，本身就是一场与这些“论敌”对话的旅程。当我们翻开《尤利西斯》，体验那奔涌的意识流时，我们也在感受着早期批评家们如何挣扎于理解其创新；当我们分析《芬尼根的守灵夜》中那令人费解的语言时，我们也在借鉴结构主义者们对语言系统的梳理；当我们探究斯蒂芬·迪达勒斯的内心挣扎时，我们也在回响着精神分析批评家的洞察；当我们审视爱尔兰身份的复杂性时，我们也在与后殖民理论家的辩论产生共鸣。 然而，乔伊斯作品的魅力，恰恰在于其永不枯竭的解读可能性。新的理论思潮在不断涌现，新的历史事件在不断发生，新的科技手段在不断发展，它们都为我们提供新的工具和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位文学巨匠。今天的乔伊斯研究，可能正受益于认知科学对叙事和意义的理解，可能正受益于数字人文对文本大数据的分析，也可能正受益于全球化背景下对跨文化交流的新思考。 本书的意图，并非要为乔伊斯的研究划上句号，而是希望以此为起点，鼓励读者参与到这场永恒的对话之中。理解乔伊斯，就是理解文学如何作为一种独立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形式，如何与社会、文化、历史以及人类最内在的经验产生深刻的互动。而理解那些“乔伊斯论敌”，则是理解文学批评本身是如何在与文学作品的张力中不断演进，如何在挑战与回响中塑造我们对文学经典认知的关键。 乔伊斯的文本，如同一个取之不尽的矿藏，每一次深入挖掘，都会有新的发现。而那些“论敌”的声音，则像是在黑暗中不断闪烁的火把，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这场关于詹姆斯·乔伊斯及其作品的对话，注定是未尽的，也必将继续在未来的文学研究和读者心中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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