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tian and the Schools of Law, 1140-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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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Routledge
作者:Stephan Kuttner
出品人:
页数:432
译者:
出版时间:2018-6-25
价格:GBP 115.00
装帧:Hardcover
isbn号码:9780860784081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 教会法
  • Gratian
  • Medieval Law
  • Canon Law
  • Legal History
  • 12th Century
  • 13th Century
  • Bologna
  • Paris
  • Scholasticism
  • Decre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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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法学思想的黎明:欧洲中世纪早期法律学的演进与传播》 引言 在中世纪欧洲的漫长岁月中,当罗马帝国早已成为历史的尘埃,但其法学思想的遗泽却如同潜流般在新的社会土壤中生根发芽。本书聚焦于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十一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一个法学研究重新焕发生机,并深刻影响欧洲大陆法律体系格局的时代。这段时期,不同于前一世纪的相对沉寂,法律知识的整理、传播和创新活动层出不穷,为后世纷繁复杂的法律发展奠定了基石。在此之前,虽然罗马法典的零散文献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方习俗和教会法,但系统性的、具有普适性的法律理论和学术探讨却显得尤为稀缺。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复杂化、教会权力的扩张以及城市生活的复兴,对更为精炼、严谨的法律秩序的需求日益迫切。正是这种内在的驱动力,以及对过往法学智慧的重新发掘,催生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法学研究环境。 第一章:旧秩序的余晖与新需求的萌芽 罗马帝国崩塌后,西欧大陆的法律体系经历了深刻的碎片化。蛮族王国取代罗马统治,带来了各自的习惯法和法律传统。这些法律往往是区域性的、不成文的,且更多地侧重于解决具体纠纷而非构建普遍适用的法理。教会法,在这一时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发展和传播为法律思想的延续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载体。教会法典,如《教令集》(Decretum Gratiani)等,尽管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世俗法律,却因其逻辑严谨、体系性强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法律的学术性和系统性。 然而,单纯依靠教会法和地方习俗,已不足以应对日益增长的社会复杂性。商业的恢复,特别是长途贸易的兴盛,要求更为清晰、可预测的交易规则。领主之间的纠纷、国王权力的扩张,都需要更为成熟的法律概念来界定和规范。传统的习惯法难以有效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而对罗马法的零散记忆则显得模糊而难以企图。这种法学上的“真空”状态,为新的法律思想的出现创造了土壤。同时,教育的缓慢复苏,特别是修道院学校和后来新兴的城市学校,为法律知识的传承和研究提供了最初的场所。 第二章:学术中心的崛起与法学知识的集聚 在十一世纪末至十二世纪初,欧洲大陆开始出现一些重要的学术中心,它们逐渐成为法律研究和教育的摇篮。其中,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尤其值得关注。博洛尼亚作为当时欧洲重要的商业和文化中心,其地理位置优越,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学者和学生。在这里,一批对罗马法文本充满热情的学者,开始系统地研读、注释和阐释被遗忘的罗马法文献,特别是《查士丁尼法典》(Corpus Juris Civilis)。 这些学者,被称为“注释法学派”(Glossators),他们通过细致的注释(glossa)来解释法典的原文,力图揭示其内在含义和适用规则。他们的工作不仅是对古代法律文本的保存,更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将古老的法律原则与当时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通过对《查士丁尼法典》的深入研究,注释法学派重新梳理和激活了大量的法律概念,如契约、所有权、侵权、诉讼程序等。他们还发展出了一套解释法律文本的方法论,为后世的法律学术研究树立了典范。 除了博洛尼亚,其他地区也出现了重要的法学研究活动。例如,法国南部的奥兰治(Orléans)等地,也成为法律学术交流的场所。这些学术中心的出现,意味着法律研究不再仅仅是零散的实践,而是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具有理论体系的学科。知识的集聚带来了思想的碰撞,不同学者之间的讨论和辩论,进一步推动了法学理论的成熟。 第三章:教皇制与世俗君权:法律权威的竞逐 这一时期,教会与世俗君权之间的关系是理解法律发展的重要维度。教皇制在十二世纪达到了权力巅峰,教会拥有独立的法律体系——教会法,并以其普适性和系统性,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当时支离破碎的世俗法律。教会法不仅仅是宗教事务的规章,它涵盖了婚姻、继承、合同等许多民事领域,并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教会法学家通过对教会法的编纂和研究,进一步完善了法律的逻辑和推理方式。 与此同时,世俗君权也在努力巩固和扩张其权威。国王和皇帝们试图建立统一的国家法律,以对抗地方封建势力的割据。他们积极招募法学家,让他们协助制定法律、审理案件,并为统治提供合法性基础。在这个过程中,罗马法,特别是其关于国家权力、臣民义务和公共秩序的原则,被世俗君主重新发掘和运用,以支持其集权化的努力。 法律权威的来源和界限,成为这一时期法律思想讨论的焦点。是神圣的启示,还是理性的判断?是教会的裁决,还是君主的敕令?这种关于法律最高权威的辩论,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法律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教会法和世俗法之间的互动与张力,共同推动了法律体系的复杂化和精细化。 第四章:法律文献的编纂与传播:知识的系统化 知识的传播是法律发展的重要动力。在这一时期,法律文献的编纂迎来了高潮。除了前面提到的《教令集》,还有大量的法律著作、法典草案和学术论文涌现。这些文献,无论是教会法还是世俗法,都力图将分散的法律知识进行梳理、归纳和系统化。 注释法学派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献编纂形式。他们对罗马法典的注释,随着时间的推移,本身也成为了一种具有权威性的法律文献。这些注释,将复杂的法条化为易于理解的论述,极大地便利了法律知识的传播和学习。 此外,一些重要的法律汇编也在此期间出现。这些汇编,无论是对已有的法律进行整理,还是对新兴的法律原则进行梳理,都为当时的法律实践者和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例如,一些地方性的司法手册、判例汇编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律知识的共享和标准化。 随着羊皮纸的普及和抄写技术的发展,法律文献的复制和传播速度得以提升。大学的兴起,更是为法律书籍的流通提供了重要的市场和平台。法律文献的丰富和易得,使得法律知识得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并为新的法律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五章:法学教育的变革与法律人才的培养 法律学术的繁荣离不开教育体系的支撑。十一世纪末至十二世纪初,欧洲的教育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修道院学校作为传统的教育机构,仍然在法律知识的传承中扮演着角色。然而,新兴的城市学校和大学,则成为了法律研究和教育的中心。 博洛尼亚大学在法律教育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它成为了培养专业法律人才的摇篮。在这里,学生们系统地学习罗马法,并接受注释法学派的训练。学习方法也逐渐从简单的背诵走向了对法律文本的深入分析和批判性思考。 大学的出现,不仅为法律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场所,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种学术社群。在这个社群中,学者们可以互相交流思想,辩论法律问题,共同推动法学研究的进步。这种学术社群的形成,标志着法律研究走向了专业化和制度化。 法律人才的培养,也直接影响了法律的实际应用。经过系统法律训练的法学家,开始活跃在教会、宫廷和城市等各个领域。他们不仅是法律的解释者,更是法律的制定者、执行者和改革者。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理性思维,为当时相对混乱的法律秩序注入了新的活力。 结论 十一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是欧洲中世纪法律思想发生深刻变革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法律不再是单纯的习俗或宗教戒律,而是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具有理论体系、学术研究和专业人才的学科。博洛尼亚等地的大学,作为学术中心,重新发掘了罗马法的智慧,并通过注释法学派的工作,将其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教会法与世俗法之间的互动,以及法律权威来源的探讨,共同塑造了法律发展的轨迹。法律文献的编纂和传播,以及法学教育的变革,则为这一时期的法学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本书所探讨的这段历史,揭示了法律思想是如何在社会变革和知识复兴的浪潮中孕育、发展和传播的。它证明了,即使在看似黑暗的中世纪,也存在着思想的火花和创新的力量。这段时期的法律探索,为日后欧洲大陆法系的形成和发展,乃至整个西方法律文明的演进,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可以说,正是这段时期法学思想的黎明,照亮了欧洲法律未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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