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自诩在哲学和科学领域为世人发现了新事物的人们

来说，通过贬低所有的前人提出的体系，来间接地夸耀他们自己

的体系，没有比这更常有和更自然的事情了。诚然，我们对那些

能够提交人类理性法庭的最重要的问题仍很无知；如果这些人满

足于惋惜这种无知，那么熟悉诸种科学的人就很少不会欣然同意

的。凡是有判断力和学识的人，都会很容易地察觉到，那些已获

取最广泛的信任，以及极高地自诩有精确而深刻推理的那些体

系，甚至它们的基础都是很薄弱的。由盲目地接受各种原理推论

出来的残缺的理论，它的各个部分之间必然缺少连贯性，整个体

系也缺乏证据，此种情况在最著名哲学家的体系中也随处可见，

并且看来已为哲学本身带来了耻辱。

无需非常渊博的知识就可以发现目前各种科学中的不完善

情况，即使是门外的白丁也能根据他们听到的嘈杂吵嚷声判定科

学内部并非一切如意。无事不成争辩之话题，无事不存在学者间

相反的意见。我们乐于讨论那些琐细的问题，而对于那些最重要

的问题，我们却不能给予任何明确的结论。争论无休无止，好像

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但人们对这些争论又表现出极大的

热忱，就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确定的。在所有这些喧闹中，

获取胜利的不是理性，而是辩论术：一个人只要有足够的诡术，把

极其怪异的假说无所不用其极地描画一番，他就不用担心得不到

改换门庭而来的信仰者。获取胜利的不是手执长矛和利剑的武

士，而是军中的吹鼓手和乐队。

在我看来，普通大众，甚至是在自命为学者、宣称对其他每个

学术部门都给予了恰当的评价的那些人当中，之所以对各种样式

的形而上学推理产生成见，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并不是将形

而上学推理理解为任何特殊的科学部门，而是指在任何方面都很

难懂、需要费些神方能理解的每一种论证。我们已是如此经常地

在这样的研究中枉费精力，以至于我们通常总是毫不犹豫地把它

们抛弃，并决定，即使我们必须永远受错误和幻想的奴役，那么至

少它们还是自然的和有乐趣的。实际上，只不过是极度的懒惰，

此外还有最坚定的怀疑论，才会为这种对形而上学的厌恶作辩

护。因为，真理既然是人所能及的，那就可以确定，它必定是处在

相当深奥的地方；那些最伟大的天才穷其心智，尚且没有收获，如

果我们竟希望真理可以不劳而获，那真是太狂妄自大了。我并不

认为我将要阐述的哲学具有这样的优越性，如果它是这样的浅显

易懂，那我会觉得这倒是一条对它的强大反对理由了。

显而易见，一切科学都或多或少与人性有着某种关系；不管

看起来与人性相隔多远，每门科学都会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返回

到人性之中。即便是数学、自然哲学、自然宗教，都在某种程度上

依赖于人的科学；因为这些科学存在于人的认知范围内，并且为

其能力和官能所判断。我们无法断言，如果我们彻底认识了人类

知性的范围和能力，能够解释我们所运用的观念的本质，以及我

们在推理过程中心灵的作用的本质，我们对这些科学将能作出怎

样的变革和改进。自然宗教更加希望有这些改进，因为它不会满

足于依据神的本性教导我们，而是要将之进一步扩展到神对人的

安排，以及人对神的义务；因此，我们自己不仅是理性的存在者，

同时也是我们理性考察的对象之一。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年4月26日-1776年8月25日），苏格兰哲学家，出生于爱丁堡，与约翰·洛克（John Locke）及柏克莱（George Berkeley）并称三大英国经验主义者。其特点在于重视从“生活经验”中提炼出哲学观点，如“知识来源于印象而非理性”，认为没有事实可由先验（a priori）方法被证明。卢梭等后世学人深受其影响。康德亦综合他同理性主义哲学家的观点创建起“正反合”的理论。 11岁进入爱丁堡大学，18岁专攻哲学，21岁出版“人性论”。1734前往法国进修，48年出使维也纳和都灵。1749回到家乡 1763年任驻法使馆秘书；1765年升任使馆代办。1767～1768年任副国务大臣。1769年8月退休返爱丁堡。谟的主要著作有《人性论》 、《道德和政治论说文集》、《人类理解研究》、《道德原理探究》、《宗教的自然史》、《自然宗教对话录》、《自凯撒入侵至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6卷）等。哲学思想 休谟生活在英国资产阶级“光荣革命”结束到产业革命开始的社会变革的时代。这时，英国资产阶级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它继续维持同贵族的联盟以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与此同时，迅速成长壮大起来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要求对这个联盟内部的关系作有利于本阶级的调整，并继续反对封建复辟势力。这时，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和保守性交织在一起。作为这个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的休谟，贯彻经验论观点，提出了以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怀疑论为特色的哲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