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非台，作协会员、研究员，本名王庆[，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已经出版的各类著作主要有《美学思辨》、《艺术哲学思辨》、《一得斋漫笔》、《红楼续梦》、《历代笔记小说大观》，另有俄译《现代主义艺术诸流派分析与批语》及英译小说一部，约三百三四十万字。

《大宋遗事》分上、中、下三部，作者酝酿了十多年，正式准备、写作，首尾四年。全书一百零八回，一百一十万字。

(1)小说以庆历新政为铺垫，主写王安石变法，忠于历史，基本上可以当信史读，与戏说历史之类绝然不同。坊间信史类小说不多，且或止于明、清、汉、唐等朝，大宋近乎遗缺。因此，本书该有些题材上的优势。

(2)虽忠于历史，却注意开掘，以史为鉴，颇有一些发人深省的地方。

(3)是小说，不是历史，只以历史为基础而拓展创作，写法与《三国演义》颇为接近。全书展现了颇为广阔的生活画面，人物众多，上至宫闱秘事、朝野政争、外交角力、战争风云，下至市井小民、风土人情等等，多有描述。百年风云，头绪颇为纷繁，情节颇为曲折，亦不乏趣味，耐人咀嚼。虽有别于一般通俗小说，却也可以容纳各类读者。

(4)虽不忘历史线索，重点却在人物性格及其命运的刻划与开掘，帝王后妃、将帅卿相、凡夫俗子等各色人物之外，尤其对一大批从政的知识分子，着力颇多。除王安石，范仲俺、欧阳修、曾巩、司马光、苏轼、苏辙、吕惠卿、章子厚等一批名贯千秋的大知识分子，其性格怀抱、遭际命运、乃至知识风貌等等，都毫不回避，作了多方面的揭示。这固然活现了人物，而变革大潮中知识分子的思考、命运，该不只是一个毫无参照意义的陈腐话题。

(5)手法基本上是写实的，但采撷遗闻轶事，安排篇章结构，乃至点缀一些关乎人物命运的偈语、童谣、梦境等等，也不乏荒诞色彩。行文则以现代口语及叙述语言为主，需要的地方，则不吝植入文献与诗词歌赋。所有这一切，因为附丽于较为厚实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之上，使本书颇有一种深厚凝重、斑驳陆离的苍凉风格。

导语:

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相继失败，是中国封建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本书以历史的笔法写小说，以浓郁的书卷气，细细描述北宋变法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为了革新朝政、变法求强，宋仁宗和范仲淹发起了庆历新政，但是新政不到一年，就在上下的攻讦中无疾而终。王安石踏着新政的哀歌走上舞台，年轻有为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同心变法图新，尤其在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朝政终于有了起色。但惰性难返的大宋，到底无法容纳一场真正的变革。专制制度下的一场自新自强运动，连同它的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化成一曲悲歌，让人伤心千古。

前言:

代序大宋朝的事，颇为吊诡。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统一中国之后，它强化皇权，崇文抑武，扬儒贬将，如此等等，不过二三代，外侮内乱就接踵而至，民穷国弱，几乎难以收拾。由此，引发了庆历与熙宁的两次改革。庆历新政浅尝辄止，无疾而终；熙宁改革，虽成为商鞅之后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政治变革，震动之大，影响之广，无与伦比，却也一样彻底失败了。历史从来不会中断。今天的中国，不过是历史的中国的一种延续与发展。不是都说溯古可以通今、鉴往可以知来吗？大宋朝的变革，对于咱们今天，或者也不无警醒、借鉴之处？说到大宋变革，尤其是王安石领导的熙宁变法，牵涉到方方面面，许多人都不能不置身其中。尤其是一些大知识分子，除范仲淹、王安石外，诸如欧阳修、司马光、曾巩、苏轼、苏辙、吕惠卿、章子厚等，其遭际命运、心路历程，无不让人感慨万端。变革大潮之下的这些大知识分子的人生经验，也该同样极为难得、可贵。

还有一件怪事。领导了熙宁变法的王安石及其追随者，本是千古功臣，却一直被泼以污水，糟蹋得不成样子，千百年来竟都成了罪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冤案。原因固然很多，党争和程、朱理学的得势与泛滥，该是最重要的。直到清代，才有一个叫蔡上翔的人，编了一本《王荆公年谱考略》，辩证诸事，为王安石多少说了一些公道话。再，就只有梁启超了。他因为变法的需要与启悟，专门写了一本《王荆公》，为王安石辩诬，还原他的一代“伟人之模范，庶几百世之下有闻而兴起者”。1949年之后，倒也有那么一两个人做过努力。这当然不够。何况，时隔有年，读者有限，要拨乱反正，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似乎还该继续努力。

再就是民情风俗、文化景观、宫闱秘事、朝野百态等所有关系大宋朝的种种现实生活图画，无不都让人醉心。正是这一切，让笔者有了写作的冲动，并最终写成了现在这样一部书。

本书要是归类，该是一部历史小说吧？历史小说，顾名思义，自然应该既有历史，也有小说。由此，历史小说也就有了两种不同的写法：一是以小说的方法来写历史，一是以历史的方法来写小说。中国历史的文本，一向也有两体，一是编年体，一是传记体；传记体最为丰富，影响也最大。而传记体，实际上是以小说的方式来记录历史的。因为中国历史文本的这一特点，如果再以小说的方式来写历史小说，固然可以惊心动魄，天花乱坠，但因为无限片面地凸显了它的想像一面，再想从写出来的东西要历史，可就比较困难了。有鉴于此，笔者也就只取后者，只用历史的方法来写作本书了。

因为用历史的方法来写，自然要注意保留它的历史面貌；但既是小说，也不想完全拘泥于文献。且放弃焦点透视，只作散点透视；不刻意于外在的紧张，多关注内在的张力；政治角力的大开大合固然不会放过，各种花絮与轶闻趣事也每每兼收并蓄。想的主要是人物鲜活、杂色纷陈与摇曳多姿，好让各类读者都能兴趣盎然。但半折心始的事也是有的，实现与想法就难免有距离，陆机所谓“非知之难，能之难也”。究竟如何，只有仰仗读者先生们的雅鉴了。

2006年8月27日于北京

后记:

虽然查了多次，仍然无法查到究竟是什么时候打算写这部书的。大致想来，该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事吧？正式准备，则从1998年11月开始，直到2001年3月才最后完成。首尾跨了四个年头，实际用了近两年半时间。笔者的习惯，是一段时间只做一件事情。这近两年半内，自然也就只有这件事了。其中，准备材料花了七八个月，正式写作从1999年5月中旬开始。写作之后，也有停下笔来再做准备的时候。花的时间不短，却只写成目前的样子，且还有该写而没有写进去的，总难免遗憾。想想写作本身就是一件不能没有遗憾的事，只好由它了，还请读者原谅。

江晓天先生读过本书的前三十回，并提过宝贵意见；王洪先先生，一直关心本书的出版；许华伟先生与河南文艺出版社的相关各位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发行做了许多工作。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2006年8月2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