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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复旦

陈思和 龚向群主编

去年是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讨论北大传统的文章言论甚多，我当时想，讲北大传统是自由主义也好，爱国主义也好，有一点不容否认的，就是北大的传统里始终有着京师大学堂的影子。有了这个背景，北大的精神传统就体现出当时的国家意志，“五四”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自由民主精神正是体现了由皇权专制向民主共和转型时代的国家意志的两端。所以，陈独秀办《新青年》，放在上海办，只是一家有着自由化言论的民间刊物，虽有异端的影响却无以号召全国，后来蔡元培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将《新青年》移到北大出版，情况就不一样了。白话文学的意见也是提出许多年了，但北大一举义旗，文学革命就发动起来了。这里原因当然很多，但北大因为有着京师大学堂的背景，才会有这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威力，让军阀武人张皇失措。再说清华大学，情况就不一样了，它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一开始就有西方现代教育制度的模子。有着西方势力背景的学校，国家意志不易渗透，所以更具有非官方非主流色彩。人文学者厕身于其中，能够比较独立地培养起学术价值规范。这可以用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概括，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们似乎都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后来清华大学的学术领袖们，也都以稳健学风为标记，闻一多拍案是后来的事了。当时陈寅恪先生的这个思想是针对王国维自杀提出来的，那时正是北伐胜利、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政权的时候。从理论上说，国民党政权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爱国主义和自由民主都是适用的，而陈先生提出这个思想，却是与这个政府划清了界限，他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不是放在政治民主的范畴来谈的，这与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也不一样，他是作为一个学人而有自己的自由思想、独立品格，他的价值是以知识分子的学术地位为标准的。传统知识分子只为圣贤立言只对庙堂发言，对照之下，陈先生提出这个原则是对学术负责，只是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上要维护独立、自由精神。这是针对国民党政府而言的，清华在那时刚刚改制为“国立”。不过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清华虽有西方的背景，但与一般的教会学校性质不一样，现在有些学者在关注教会学校的办学经验，是应该的，但也要看清教会背景的致命弱点。教会学校本质上是体现反映了西方思想文化和经济力量对中国的渗透。它是以培养符合西方标准的可用人才为主的，有些技术型的人才，像医生、土木工程等学科，教育效果比较明显。至于人文学科的人才培养，就很难说了。

在这个前提下来讨论复旦大学的传统，就不难找到它的特点。复旦大学的前身是复旦公学，是马相伯先生为支持抗议教会势力控制震旦学院教育的学生而创立，也就是说，它在成立之初就拥有两个特征：一是反对教会对教育的控制，二是坚持民间办学，走的是通过民间集资、华侨资助、不靠官府权力、也不靠西方势力的独立自主的办学道路。邵梦兰的《校史沿革》记录一九四一年复旦大学在重庆被改为国立大学的过程时，含糊说到一点史料：“这次报部，表面上好像先斩后奏，手续上欠缺一点，其实在二十八年三月已有第一次谋改国立的商榷，渝沪两地函电再三，交换意见，曾因谣言误会，说本校已由部令改为国立西康大学，虽经吴副校长（吴南轩）正式向李老校长（李登辉）辟谣；可是改为国立后，上海部分有些问题未获协议，只好搁置，第二次谋改国立……幸留沪李老校长及其他校董共同体察此危机，共同挽救，不再顾到其他枝节问题。”语焉不详，许多细节值得校史研究者进一步探究，大致所猜测，应该是与“改制国立”即改变了复旦一向坚持的民间办学传统有关。复旦的老校长李登辉是近代应该重视的教育家，他的伟大就在于始终靠民间集资的能力创办了复旦这座人文精神浓厚的大学。过去华侨资助办学的并不少，但所办的大多是技术性职业性的学校，为家乡子弟谋一条求生存的道路；上海这座经济型的现代城市里，技术培训和职业学校是其重要的教育特色，但像复旦那样使人文传统在民间薪尽火传，知识分子能在一个良好的民间工作岗位上承传学术精神，这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是值得另眼相看的。在这意义上，李登辉之功不在黄炎培、陶行知、陈嘉庚等民间教育大学以下。现在复旦校园里尚留当年李校长募捐而建造的遗迹，更感人者，上海沦陷以后，李登辉以老病之身蛰居租界，为失学的复旦学生考虑，竟说服一位著名银行家负债购房，无偿供复旦师生读书之用，那就是赫德路的复旦大学。那位银行家与复旦的姻缘是由于他的女儿曾是复旦学生，不幸在一次从复旦图书馆回家路上遭疯狗咬而不治，李校长在处理这个悲惨事件过程中与那位银行家有过几次接触，竟能发展出如此盛事，其人格魅力可见一斑。梁大鹏在《怀李故校长登辉博士》一文中有一段说得很好的话：“他不像一般主持大学教育行政的人，长于较量，精于盈亏，周旋酬酢，应付人事，只要学校能够安定下来，便算功德圆满；李校长显然也不像另一派的大学校长，以社会领袖自居，对于校政仅作政策上的决定，平时决不过问细节，遇事涉及基本原则却很认真，言人之所不言，为人之所不为。我们的李校长似乎是属于上述两派之间的人物。”这话颇值得玩味。大凡私立学校的校长，必须有务实精神和经营头脑，但李登辉校长可贵的是他还具有知识分子崇高的人文关怀和一身凛然的正气。这就是他不同于蔡元培这样的领袖人物，也不同于一般学界的行政人员的地方。

因为复旦大学有着私立大学的传统，所以与庙堂的关系比较疏远，与民间动荡的革命思潮息息相关。复旦建立于清未，与从事反清斗争的地下政治力量有着密切联系，革命元老于右任就是复旦的创始人之一。“五四”学生运动兴起后，从“五四”到“六三”工人运动爆发的一段时期里，运动中心逐渐南下，复旦大学的学生在其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他们直接在反对党领袖孙中山的秘密参与和指挥下做了大量工人和商会的工作，终于使“五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是民间思潮汹涌推动政治的典型例子。上海当时三座较为著名的大学，南洋公学是公立大学，在政府直接控制之下；圣约翰是教会学校，校风更加保守，而复旦大学是私立学校，革命之风容易盛行，所以成为上海学生运动的的策源地。许多学生由于参加学生运动不得不转入复旦，如后来曾当校长的章益就是因参加“五四”学生运动被圣约翰大学开除而转入复旦大学的。三十年代抗日救亡运动中，复旦学生也是风起云涌，当时于右任民经转为在朝人物，自然不希望学潮发生，一次学生发起赴南京请愿，于先生赶到车站阻止，说得口干舌燥，学生还是抢上火车赴京，于先生也随之上车，到了南京下车后，继续在车站劝说，仍然无效，学生之所以能如此肆无忌惮，自然背后有许多原因，而李登辉校长和章益等一批骨干教师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力量。有一篇回忆文章记载：抗战前一年，警察进复旦校园抓学生，李校长和文学院余楠秋院长出面保护学生，结果挨了警棍，引发了学生与警察的大冲突。李登辉校长当然不会自学去反对政府，但在知识分子和大学校长的双重身份的制约下，他有庙堂与学堂之间，显示出现代大学校长中极为难得的崇高本色。这在国立学校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五四”学潮中有良知的蔡先生只能以辞职的方式来支持学生，却不能像李登辉校长那样直接支持学生。本校长保护本校学生的精神榜样曾影响过几代复旦的校长，章益是李校长言传身教的学生，在极其险恶的年代里曾设法保护学生而任劳任怨；陈望道先生也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保持自己的学生，拳拳之心，弥足珍贵。这一点许多回忆文章都已经说到了。

复旦大学在五十年代有过一次飞跃性的发展，那是高校的院系调整以后，一大批著名教授进入复旦，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学术重镇的格局。教授们来自各个大学，他们将各自的校风学风带入复旦大学，使原来民间办学的草根精神获得根本性的提升。但是当时高校已经纳入了国家统一的教育计划之中，成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一个主战场，以往的学风已经很难得以延续。复旦大学原来就不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它的传统究竟是什么也许不那么重要，即使曾经有过一些校训校规，也很少有人去认真实践。我对校史缺乏研究，有些问题无法深究，比如，在复旦校歌里有这么一句词：“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无羁绊。”这“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向往与陈寅恪学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精神”不知有没有联系，如果没有直接的联系，那就说明民间办学与知识分子民间立场有着根本上相沟通的精神。这样的精神在五十年代显然是不能公开倡导的，但教育的力量不仅仅在于讲台掌握在谁的手里，而是体现在知识分子对学术的献身态度和对学术传统的承传自觉。我刚才说到民间办学时用了“草根精神”一词，其实草是最软弱最贱卑的东西，它看上去微不足道，决不鲜艳夺目，但草之根却是最坚韧最易于生长的，象征了顽强的生命力。这种草根精神在学术为显学的时代里并不受人们重视，但是一旦学术在“政罗教网”中失去了应有的尊严与地位时，这种草根精神就变得重要了，有时可以成为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们的精神支持。

在复旦的教授中，自诩为大师或以大师自居的似乎很少，但在平凡的治学和为人中却体现出知识分子的本色。章培恒老师在《我跟随蒋先生读书》一文中回忆蒋天枢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敬仰时说了两件事：一件是蒋先生在一九五三年“独来南海吊残秋”时就接受了陈先生所嘱托的传播其学术著作的任务，一九七八年以后蒋先生编辑、整理、校堪的《陈寅恪文集》陆续出版，出版社送来千元稿酬，蒋先生没有接受，理由是学生给老师整理文稿不应拿钱；还有一件是，蒋先生所写的陈寅恪研究论著，包括《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均是陈述事实，不作发挥，更没有借此炫耀自己。我以前读过章老师另外一篇文章，还讲了关于蒋先生的其他一些事，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六十年代，蒋先生应约校点《诗会通义》，有意让章老师合作（当时章老师是蒋先生的助手），书出版后，蒋先生用校点费让章老师购买了一套学习古籍必备的大型丛书。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很小，很微不足道，但真要这样本色地做了，这样的对待老师和对待学生，在现在的环境下却是很不容易的。教育的传统主要体现在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上，对老师是否真诚地出于敬仰和爱戴，全力维护和发扬老师的学术成果；对学生无论其贤愚，是否尽力帮助其走学术的道路，使学术得以弘扬传播。这是为人师表的基本要素，也是教育上的学术承传的主要体现。现在常听做教师的和做学生的抱怨收入菲薄，不安心于教职，仿佛因为没有优越的生活环境，就没有心思谈学论道了，这种话偶尔谈及也没有什么，但是谈多了就真这么认为了，并原谅自己的倦怠，结果使人变得卑琐起来，治学上也不会有大出息。章老师所举蒋先生的几件事，都涉及到点滴的经济琐事，但其意义却是远大而且重要。我虽在复旦校园工作多年，却一直无缘聆听蒋先生的教诲，但从章老师的文章里，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蒋先生个人的高风亮节，而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师道的教育。

前几年朱东润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其实朱先生没有直接教过我，也没有过个人的交往，当时我在写这篇文章时身在异国，写朱先生时更多的掺杂了对复旦的感情。我是这样开始的：“我进大学那一年，朱东润先生已经八十二岁，还担任着中文系的系主任。时间过得真快，记得第一次走到学校大门前，眼睛望着‘复旦大学’四个毛体字，心里不由得‘格登’跳了一下。像是为了壮胆，我很记住自己迈入学校大门的那一刻心境，从这以后，我的生命旅程就一直走在复旦校园里，平静如水地上课、下课……一晃竟十八年过去，朱东润先生今年是百岁诞辰了。”现在又是几年过去，我在复旦学习和工作已经超过二十年了，但平时只是教书写作，对复旦的历史和传统也不怎么关心和了解。这次四川人民出版社庄学君女士约我编辑这本《民间的薪传》，使我有机会接触了大量的校史材料，便产生如上一些心得。但也只是浅尝辄止，有望通过这本小册子，引起复旦校友对母校的精神传统与学术立场的进一步研究的热情。

一九九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于虹口黑水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