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文史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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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刘志伟
出品人:
页数:449
译者:
出版时间:2012-12
价格:52.00元
装帧:平装
isbn号码:9787532556144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 汉魏六朝
  • 古典文学
  • 魏晋南北朝
  • 魏晋
  • 文化/历史/考古/地理/新经管/政法
  • 工具书
  • 仰众妙而绝思,终忧游以养拙
  • 汉魏六朝 文史研究 学术论著 古代文学 历史评论 中国古典 文献研究 人文思想 历史演变 文化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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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此为作者个人之论文集,主要有20篇有关汉魏六朝文化与文学的论文。基本能够体现该作者的学术水准和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刘志伟,甘肃通渭人。现为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教授委员会主任,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文选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曾在《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语林)与(世说新语)“捉刀”条考论》、《(文选集注)成书众说平议》等论文,著有《魏晋文化与文学论考》等专著。

目录信息

序一
序二
序三
上篇 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创造
上篇小引
陆贾与汉初的道德重构及文化复兴
宗庙祭祀、孔庙祭祀与两汉王朝政治
“素王”造像、“素王”传人与《孔子世家》
《诗》源批评与赋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
魏晋诗、赋创作的复古倾向综论
国家意识形态与《文选》研究二题
中篇 感“士"不遇与志“道"风流
中篇小引
孔融《杂诗·其一》作时考论
桓灵时代与边让事迹考论
边让见袁阆原型故事考论
边让与《世说新语·言语》“范式”
边让《章华台赋》创作考论
庾信《枯树赋》作时考辨
庾信与由南人北文士的“节操”问题
庾信与由南入北文士的文化反思
庾信“言悲”文学意象的构成方式
庾信以“危苦”“悲哀”为主的文论主张
下篇 《文选》与各体文学论考
下篇小引
《文选集注》成书众说平议
《文选集注》陆机诗注的价值
《文选集注》鲍照乐府诗注的价值
题材选择与魏晋诗、赋文体演进
韵式流变与魏晋诗、赋创作
陆机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曹操“捉刀”叙事考论
《世说新语》中的“坐”与“座”
主要引文书目
后记
· · · · · · (收起)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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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秦诸子的“圣王”理想,到两汉以来以孔子为“素王”、以颜回为“素臣”,则构成一条道德重建和文化复兴的士人思想理路的主线。这不仅是汉儒自觉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意象,也是借以制约、批判王权腐败的重要话语资源。纵观文学创作层面,从《诗经》到汉赋,一代接一代的文学创作主流,在很大程度上与服从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导向密切相关。就政治思想层面而言,从汉初的陆贾、贾谊,盛期的董仲舒,直到汉末孔融等,两汉一辈又一辈的“太中大夫”们,虽各立言说,然其念兹在兹、继往开新的核心,大同小异,均寄情于试图超迈政治权力结构的“素王”志道宏业。关涉文化创造的两大主体,即以帝王为代表的君权,与以儒士为代表的知识群体,可以在追求“王道”的前提下形成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合力。古帝王更重现实政治的功利,而轻忽对“王道”理想境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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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秦诸子的“圣王”理想,到两汉以来以孔子为“素王”、以颜回为“素臣”,则构成一条道德重建和文化复兴的士人思想理路的主线。这不仅是汉儒自觉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意象,也是借以制约、批判王权腐败的重要话语资源。纵观文学创作层面,从《诗经》到汉赋,一代接一代的文学创作主流,在很大程度上与服从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导向密切相关。就政治思想层面而言,从汉初的陆贾、贾谊,盛期的董仲舒,直到汉末孔融等,两汉一辈又一辈的“太中大夫”们,虽各立言说,然其念兹在兹、继往开新的核心,大同小异,均寄情于试图超迈政治权力结构的“素王”志道宏业。关涉文化创造的两大主体,即以帝王为代表的君权,与以儒士为代表的知识群体,可以在追求“王道”的前提下形成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合力。古帝王更重现实政治的功利,而轻忽对“王道”理想境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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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秦诸子的“圣王”理想,到两汉以来以孔子为“素王”、以颜回为“素臣”,则构成一条道德重建和文化复兴的士人思想理路的主线。这不仅是汉儒自觉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意象,也是借以制约、批判王权腐败的重要话语资源。纵观文学创作层面,从《诗经》到汉赋,一代接一代的文学创作主流,在很大程度上与服从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导向密切相关。就政治思想层面而言,从汉初的陆贾、贾谊,盛期的董仲舒,直到汉末孔融等,两汉一辈又一辈的“太中大夫”们,虽各立言说,然其念兹在兹、继往开新的核心,大同小异,均寄情于试图超迈政治权力结构的“素王”志道宏业。关涉文化创造的两大主体,即以帝王为代表的君权,与以儒士为代表的知识群体,可以在追求“王道”的前提下形成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合力。古帝王更重现实政治的功利,而轻忽对“王道”理想境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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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秦诸子的“圣王”理想,到两汉以来以孔子为“素王”、以颜回为“素臣”,则构成一条道德重建和文化复兴的士人思想理路的主线。这不仅是汉儒自觉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意象,也是借以制约、批判王权腐败的重要话语资源。纵观文学创作层面,从《诗经》到汉赋,一代接一代的文学创作主流,在很大程度上与服从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导向密切相关。就政治思想层面而言,从汉初的陆贾、贾谊,盛期的董仲舒,直到汉末孔融等,两汉一辈又一辈的“太中大夫”们,虽各立言说,然其念兹在兹、继往开新的核心,大同小异,均寄情于试图超迈政治权力结构的“素王”志道宏业。关涉文化创造的两大主体,即以帝王为代表的君权,与以儒士为代表的知识群体,可以在追求“王道”的前提下形成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合力。古帝王更重现实政治的功利,而轻忽对“王道”理想境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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