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退休三年，文字生涯业已结束。承商务印书馆不弃，许为我出此文集，深受鼓舞。点检平生所作，仅得此寥寥数篇。对比过去近50年的高校教学经历，不无愧恧。过去多为他人作品写序，现在轮到为自己的文稿作序，却感到难于下笔。最根本的原因是乏善足陈。然而在整理旧稿时，不免勾起对往事的回忆，特别是几位恩师的指引。

我曾是老北大西语系的学生。抗战爆发，学校南迁。我因病滞京，又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继又转入历史系。在这里我遇到了邓之诚、洪业等多位名师。他们的殷勤教诲把我引进了这博大精深的史学领域，他们严肃的治学态度和严谨的学风为我树立了毕生的楷范。

我原本打算治中国史，但事与愿违。20世纪50年代初，我的导师翁独健先生任北京市文教局局长，开始筹划创建北京师范学院。一天，他面谕我，要准备讲授世界史课程，原因是这方面的教师不易请到。我只能唯唯从命。等到历史系建立，我又承乏行政工作。聘来的教师各有专长，各就岗位，只剩下世界中世纪史无人应承，只好自己承担。从此开始直到退休，前后44年，我便一直滥竽于斯。

世界中世纪史在我国当时仍属一门新设置的课程，同行前辈留下的遗产不多，外文参考书籍已被束之高阁，手边可参考者只有两三种译自俄文的书籍。凭着多年的经验，完成教学任务并无困难。但是要想写出像我的老师当年发表的那样规格的文章，却殊非易事。面临的是上下千二百年，纵横八万里，国度以十计，文献资料无数种的浩瀚领域，简直是无从着手。当时自己度德量力，只要能编写出一部教材，编辑几本参考资料，就可算是功行圆满，再要想写出论文或专著，却是难乎其难了。1961年，周一良、吴于廑两学长奉命主编部编教材《世界通史》，我应邀参加撰写《中古分册》的中编，虽然费了极大的力气，读来连自己也不满意。后来我在为吴先生祝寿的《鹧鸪天》词中有句：“君真涑水综全局，我愧刘敛只数篇”，就是指的此事。

科研不成，转而从事翻译。感谢翁独健先生，我的试译是当年在他的《亚洲史》课堂上开始的。他交给我一本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题为《中亚细亚》(La Haute Asie)的论文抽印本，让我译出供班上同学参考，从此引发了我对翻译的兴趣。50年代世界史学界正在酝酿制定十二年远景规划。我的老师齐思和先生鼓励我承译一些项目。我年轻气盛，一下子便认定《查理大帝传》和《法兰克人史》两种，打算先以中世纪史开端为始，争取译出一系列的中世纪名著来。这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妄想。当时政治运动频繁，自己于讲课之外还有行政工作，翻译的事只能在第三甚至第四单元进行。在完成《查理大帝传》后，另一部《法兰克人史》只能同爱人合译，而我的妄想系列也就从此结束了。两书稿接近译成时，四清运动开始，这种“大洋古”的货色岂敢发表，深藏箧中，侥幸地躲过“文革”灾难。

“文革”过后迎来了学术的春天。我当时已年近花甲，也感受到拂面的春风化雨。曾有《临江仙》词写道：“巳分披离霜后草，何期重沐春风。须将微意答天公。黄昏犹未晚，珍重夕阳红。”不曾想到，这未晚的黄昏竟持续了二十年。

在学史以前，我读过两年的英国文学专业，对莎士比亚时代薄有基础。在搞世界中世纪史科研走投无路的时候，便起了专攻都铎英国史的念头，可惜在“文革”以前只能是一种空幻。“文革”后，我受命培养研究生，旋又建立博士点。我便利用时机建立都铎史研究的园地。由于师生同心协力，园地渐具规模，二十年后，竟也是佳木成荫了。为了充实自己，我也大量阅读从英国引进的新书，勤奋程度不亚于青年学子。值得得意的是，我从众多英国名家中识别出后来成为英国“修正史学”泰斗的G．R．埃尔顿，较早地把他介绍给国内同行。

这时商务印书馆将我那两部译稿付梓，并收入我所喜爱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系列之中。然而要想继续从事这种工作，由于本职工作繁忙和年龄老大，已经是心余力绌了。我对这套丛书的关爱始终不减，多次接受商务的委托，为其准备出版的名著撰写序言，对新书作些介绍。《人民日报》曾有文章把这套丛书称作“世界精神公园”，文中还提到了我，于是我也戏称自己是这个公园的“义务灌园叟”。

在大学最后的一年，我曾选修过邓之诚先生的明清史研究课。班上只有我一个学生，地点就在邓府，讲课采取谈话方式。先生旁征博引，謦？珠玉，使我受教良多。先生藏书极富，四壁琳琅，中多善本，许我浏览。于是我便产生了此后专事这个领域探讨的想法。毕业后在中学教课之余，也在这方面蓄积材料。调人北京师院后，虽然改教世界史，然对明清史未能忘怀。“文革”结束，趁着系内组织编写《祸国殃民的西太后》一书时，也领到一些任务，写了“三次篡权”一章。虽然水平有限，也愿收进集中，作为对邓师的永恒怀念。

最后谈一下我对诗词的情结。幼年时，先母以唐诗为我开蒙，从此培养了我对诗词的喜好。中学毕业报考高校时，我的志愿是以五马三沈驰誉中外的北大国文系。但在考中后却被西语系录取，不无遗憾。考进燕大后，遇到了顾随、郑骞两先生。顾先生在国内被推为词坛巨擘，郑先生在台湾被尊为当代鸿儒。我选修了顾先生的“词选及习作”和“曲选及习作”，郑先生的“诗选及习作”。承两先生的殷勤指点，使我略窥门径。当时国难家愁萦怀，加以少年情思，在专业课之外，遂沉湎于诗词写作。有些自以为尚可的作品，深藏箧中历时周甲。工作以来仍偶有吟作。“文革”期间虽几罹文字之祸，依然积习未改，又复积存多篇。友人劝我结集，我则自知疏陋，未敢付梓。幸承商务同志见爱，许附书末，因而检选若干，聊存平生行迹而已。

回忆解放之初，我始年及而立，转眼之间过了半个世纪。其中前30年，虽然黾勉从事，但除教学与行政之外，于科研几无所成。粉碎“四人帮”之后，迎来盛世，我虽已年迈，幸得学校的信任与支持，继续工作了20年，也取得了若干成绩。与同代人相比，我是十分幸运的。特别是已登耄耋之年，商务印书馆又许我将零星文章汇编成集，则又是幸中之大幸了。

在此我愿向常绍民先生表示感谢，是他对编印本集给我以许多鼓励，并对内容的编排作了改进。我也愿向本集的责任编辑丛晓眉女士表示感谢，是她为此书付出了辛勤劳动。我还愿向我的爱人寿纪瑜表示感谢，是她对我这几十年的著作加以厘订，编排，才形成这本小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