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对国际政治有重要影响，这一点在学界已有定论。但是技术以什么样的方式施加影响，也就是说影响的具体机制是什么样的，以往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本研究的主要工作就是提出了技术影响国际政治的具体机制。《技术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提出，技术影响国际政治的机制是一个复合的系统，它是由一般机制和几个特殊机制构成的。当然，这些机制的具体形态不是永恒不变的，它们是随着技术的不断演进而发展变化的，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变化而与时俱进的。

　　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的权力。国家权力的实质性内容是制域权，即对于重要的自然物理空间的控制权。制域权是《技术对国际政治的影响》首次归纳提出的综合性概念。《技术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对技术影响制域权发展变化的演变进程和现代状态、未来趋势作了深入研究。研究表明，到目前为止存在的6种重要制域权——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制天权、制波权和制网权——对国际政治有直接的影响，它们随着人类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发展和演变，在从游牧－农业社会到工业－信息社会的所有社会形态的国际政治领域都扮演着关键角色。一个国家没有上述制域权，便没有真正的权力。技术影响国际政治的一般的和直接的机制是，技术对于制域权发生影响，而制域权直接导致国家权力、国际政治格局、国际冲突方式等国际政治基本要素的演变。可以说，制域权是技术作用于国际政治的主要媒介，因为国际政治的主旨就是追求国家的权力，这个权力的核心是对于有决定性意义的物质空间、领域实施控制。

　　在制域权这个一般性机制之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技术对国际政治发生影响和作用遵从几种特殊机制。它们是：跨域性技术体、技术贸易和军备谈判。

　　所谓跨域性技术体，是指人类建造的具有巨大的地理和空间延展性，并以这种延展为发挥功能的主要方式的技术实体。通常，跨域性技术体的具体形态包括道路、长城、运河、输油管、铁路、长途输电线和长途光缆，等等。它们无一不以其地理空间延展性发挥功能。应该说，除道路、长城和运河之外，其他形态都是工业革命以后，尤其是20世纪以后出现的，而且它们的跨域性，更多地表现为跨国甚至跨洲，其性质和影响与一般性的技术实体如弓箭、纺纱机、汽车、宇宙飞船甚至航空母舰等几何尺寸相对于地理尺度几乎微不足道的技术实体相比，有极大的特殊性。由于这些技术实体的跨域性甚至地理上的跨国性，它们对国际政治发生深刻而重要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关于这项研究的文献记载。

　　有两个重要的案例可以用来说明跨域性技术体影响国际政治的机制，那就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发端于20世纪末，至今悬而未决的里海地区输油管道铺设方案。《技术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引用大量的材料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具体地阐释了跨域性技术体对地区国际关系的深远影响。从一个特殊的侧面揭示了技术对国际政治发生的重大作用。对于新近的案例——俄罗斯远东油气管道的走向之争，《技术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也作了大略的分析，其实质机制同里海输油管线路之争是一致的。

　　技术贸易是技术转移的重要形式，是一种常见的技术活动形式。它对国际政治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是技术影响国际政治的又一个特殊机制。技术贸易与一般的货物贸易不同，货物贸易更多地是一个买方市场，而对于技术贸易，卖方占有相对于买方更为主动的地位。这一点对于涉及制域权的技术贸易尤其是军火贸易更是如此。卖方绝不会把先进的制域权技术转让给国际政治的敌手或潜在的敌手，著名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就是为此目的建立的；同时会积极地向盟友和“敌手的敌手”转让这类技术，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积极地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各种武器。以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这样，技术贸易的方向、时机和规模都是国际政治的结果和过程本身。

　　军备控制谈判是技术影响国际政治的又一个特殊机制。军控谈判实际上是外交谈判的特殊形式。与传统的外交谈判不同，这里谈判的标的不是领土、赔款和其他物质权益，而是技术手段本身，即一方应掌握什么样的和多少技术手段才能使另一方感到安全。

　　这种谈判在古希腊时代就有雏形，伯罗奔尼撒战争前斯巴达就派出谈判代表要求雅典拆除沿海岸的“长墙”（一种大型防御工事），遭到婉拒，从此两城邦裂隙日深，终于导致战祸。军备谈判从近代开始在列强中出现，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 为代表。这里，技术性的指标诸如船舶的吨位、舰炮的口径等因素成为外交的主要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军备竞赛、军备控制和军备谈判更成为国际关系的焦点问题。

　　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开始了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其中穿插了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解决这些危机的实质性步骤就是以什么样的技术手段为筹码的问题。其后苏联加快了战略武器的发展，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末迫使美国进行军备控制谈判。这时，导弹弹头的数量、当量、种类，以及发射形式和射程等纯粹的技术参数成为外交谈判的核心内容。在冷战时期，这一类技术谈判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甚至成为某一时刻世界命运的决定性因素。而谈判的内容，却是在纯粹的技术领域，双方的代表似乎不是政治家，而是两个战略武器领域的工程师在讨论纯粹的技术问题。不仅如此，谈判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外交工具和媒介，借此，相关各方可以谋取远远超出谈判结果本身的地缘政治利益。

　　总之，现代技术的高度发达，已经造就了一种特殊机制，使技术在特定时期成为国际政治活动的核心标的。

　　在阐述了技术影响国际政治的机制这个核心问题之外，《技术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对于技术对国际政治发生作用和影响的其他若干问题也作了研究。关于技术对国家国际权力、国际冲突及其解决方式的影响问题，本研究发展了其他学者的思想。

　　本研究首次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技术与国际组织发展的密切联系，指出国际组织的发端就是国际间协调技术运行的结果，而且随着技术——尤其是电讯和航空技术——的普及，国际组织的数量迅速地增长。《技术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还首次用技术论的观点解读了当今世界备受关注的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探索了现代技术对于恐怖主义的促动作用，指出传媒技术的革命性变革乃是恐怖主义蔓延的重要因素。

　　最后，笔者用本研究的基本观念对于中国国际政治战略和技术发展战略提出一己之见，认为中国国际政治的最大问题是制域权不足，潜在的危机是制域技术受制于人。技术贸易的多边主义和制域技术的自主开发乃是中国真正获得大国地位的实质性选择。

　　本研究试图在国际政治的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笔者力求贯彻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重视基础性的实证分析，重视对客观物质因素的研究，力图在纷繁的历史事件中探索技术对国际政治发生影响的客观规律，相信这样得出的结论可以对理解历史和现实中的国际政治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