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黄 霖

这是晴川的第三部专著。他的第一部专著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命相、占卜、谶应与中国古代小说》，第二部是《房中文化与中国古代小说》，如今第三部《巫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是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的成果，接着从事的是《民间秘密宗教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很清楚，他一路搞来，是偏重于“秘密文化”与中国古代小说关系的研究。为此，他曾写信给我说：“几年来，我所做的课题都非学界主流，自己常以‘野狐禅’自嘲。”但我深以为他“野”得好。做学问最容易得名与取利的是趋炎附势与媚俗于时。所谓“主流”也者，大半是这类货色。但学问的真价值不在于重复，而在于创新；不在于逐大流，而在于有自我。假如能“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尽管自己走的是“独木桥”，就止人家去挤“阳关道”吧!

我之所以欣赏他的这类研究，或许与我自己对这方面的兴趣也有关系。五午前在东京，有朋友曾半带玩笑地介绍我说：“他是搞最正经的学问，也搞最不正经的学问。”他所指的“正经”与“不正经”究竟指什么?我没有迫问，但我确实向往能有一种“两耳不问校内事，一心只读奇异书”的境界。在我问学的道路上，就曾经为一个怪杰金圣叹和一部奇书《金瓶梅》颠倒过。这一奇一怪，现在看来也没有什么不正经，但曾经也被列入“不正经”之列的。至于命相卜巫之类，自幼耳闻目睹，颇感好奇。早在我十三四岁读初中的时候，就与小朋友一起争论过面相这玩意儿究竟当唯物地去审察，还是以唯心的心态去看?并好不容易从一个同学的家中弄到一本相书来偷偷地琢磨了一阵子。直到1986年，在日本群马的一次小说讨论会上，听到东北大学小川阳一教授真的将命相卜巫之类同《金瓶梅》等小说联系起来的讲演时，使我茅塞大开。但回到国内，当时要在图书馆找一本《玉匣记》、《麻衣相法》之类的书还十分困难，好在不久在地摊上到处摆满了这类书籍，并零星地读到了如陈东有先生写的《(金瓶梅词话)相面断语考辨》一类文章了。不过，一时间还鲜有人真正认真、全面地来研究这类问题，所以当2000年读到晴川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小说与命相学研究》时，感到十分惊奇。他的这篇论文，详细、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命相术的发展过程及命相学对古代小说创作思想、艺术构思的影响，并对两者关系之所以成立的思想基础与社会原因作了探讨，使我大开眼界。因此，当他申请来复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时，我举双手赞成。

目下这本《巫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就是他在半教学、半研究的情况下完成的出站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关于巫文化，海内外已有若干专著；巫文化与戏剧、诗歌、绘画、雕塑的关系，时人也有一些研究；就是对巫文化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关系，学界还未充分重视。晴川他不畏艰难，披荆斩棘，从形成基本的理念，到搜集浩瀚的材料，一步一个脚印地开拓前进。从本书中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古代的巫、巫术和巫文化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对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巫文化的材料收罗得十分丰富，在分析过程中又能较好地运用人类学、民俗学、主题学及原型分析的方法，从而在论述巫术思维对古代小说创作思维的影响、巫术小说的结构类型和解读古代小说中的巫术内容时，不能不使人感到有论有据，且论多原创，据极丰赡，精完神足，血肉饱满。这就不难理解他的这份博士后出站报竹一下子就被专家组评定为优秀之作了。这也坚定了我对他的这类“野狐禅”研究的总体看法：很有特色，很有开拓，很有价值，很有成绩。

万晴川（1963-），原名万润保，江西南昌人。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2000年9月至2002年6月期间，在复旦大学文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曾供职洪都，现就食武林。个人专著有《巫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等五部。主持并完成国家、省、厅级社科课题多项，现在研的国家社科规划课题有：“中国古代小说与民间宗教及帮会之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