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题材与词体的遇合有一个微妙的过程。在早期的民间曲子词中，男女之情占据的比重与它在实际生活中的影响可谓相当。而晚唐五代文人染指于歌词创作后，闺情花柳之篇便迅速膨胀起来。它们一度成为皇室豪门宴会上不可或缺的佐料，预筵的公子希冀美艳的歌女借助词语的款款深情，尽现女性特有的妖娆之态。享乐的需求促使男性作者热衷于摹写“绮罗芗泽之态”，甚至纯以女子的口吻抒怀。他们在看似凭空营造艳情时，会不由自主地流露自身的情感；而当直接表达情感体验时，却又全然隐去本事，使作品具有普遍的感发力。创作主体的此种双重态势，无意间增加了作品的含蕴，后世词乐分离后，作者刻意追求的幽微深隐之境大概便来源于此，情词之本色基调亦就此铸成。宋以后、词之题材再次扩大，爱情之外的人生内容都成为表现的对象、但艳词的流脉始终在延续，毕竟它是宣泄情思的最佳通道：其达意的间接性可以起到遮掩实相的作用，有利于作者摆脱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

于是在男性作者的情词中，反复言说、百般表现的大多是女子：他们经常假借女子对男子的爱来寄托自己的情思；即使以男子为第一人称，也常通过想象女子对自己的思念来展开描写。他们还会叙写女子在感情生活中的不幸，同情于女子对爱情的投入和多感。这不仅与五代以来的创作传统相关，而且也表明，作为男性，他们深信自己一方是感情的主宰者。只有外界因素的干扰值得担心：人世颠沛、为谋生、游宦，而不得不在“晓风残月”、“柳昏花暝”中承受离别的感伤；天命难测，红殒香消，致使痛苦化为彻底的绝望。除此之外，便云卷天舒，心境朗然，没有现代男子在两性关系中面临的挫折、困惑感，没有纠缠不清的算计、患得患失。你眼前是配置得适度恰然的意象，从中可感受季节的变迁，欣赏美人的姿态、神情，回味作品传达的欢愉或哀愁。这些会让你痴述、使你与自然增加了默契，同时也洞悉了内心的深幽。

缱绻的情词由女子直接书写，自然更令人期待。宋代李清照、朱淑真等人出现后，人们才聆听旷真正的闺音。李清照出身名门，自具大家风范，对丈夫的思念是其情词不变的主题；朱淑真则为不太“安分”的闺阁女子。她的词便不仅是婚姻生活的再现。无论如何，她们都展现了男性世界所未有的压抑、苦闷和不安、而女性的轻灵率真又使她们的作品能避免沉闷单调、呆持清新的风格。可惜的是，这种言情自然深挚的创作并未得到良好的发展，随着词体的不断雅化，处于边缘地位的女词人，为了让自己的创作能区别于艳词，总是更加不遗失力地追蹑主流，以致对情词惜墨如金。

三百首的篇幅，勾勒古典情词千余年来的婉蜒踪迹：其中有纤婉敏感心灵的剖显发微，也有俊朗通脱之笔的一片神行；有毕生毕世的魂牵梦绕，也有一见倾心的惊心动魄；有深沉温婉、雅致密丽，也有谐谚调笑、俚俗率直；有形神兼备的名家名篇，也有过目难忘的无主之作。仿佛珍藏的秘籍，一旦见于天日便有无尽的下文，我们的言说只是一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