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初版於１７７６年，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錶的那一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麵，《國富論》起瞭重大的促進作用。《國富論》的編者馬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曆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閤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這個人有強大的分析能力，能對他的筆記本中所有的材料進行篩選；又有強大的綜閤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將其重新組閤起來，斯密對他當時的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是極為敏感的。他像後來的馬剋思一樣，不是一個關在自己房子裏的與世隔絕的學者，他仿佛全身裝著天綫，能收到並吸收所能接觸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歐洲解體之末、近代世界開始之時寫作，在這個世界中，封建製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團經常錶現的頑固性在堅持。他正是為反對這種利益集團而寫作的。結果是，他的書不隻是為圖書館架藏而寫的，它對經濟意見和國傢政策産生瞭深刻的影響，它形成瞭我們今天住在其中的整個生活環境。"

斯密在《國富論》中要迴答的最後問題是，感情與"公平的旁觀者"之間的內在鬥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究竟是怎樣在曆史本身的大舞颱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見第五編，他列舉瞭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匱乏、戰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製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産……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著牛羊群的齣現，産生瞭比較復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斯密思想的核心是：這種製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為之辯護。他說，"文官政府是為瞭財産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為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為瞭保護有些財産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産的人而設立的。"最後，斯密將演進描述為從封建主義走嚮一個需要有新製度的社會階段，這種新製度是由市場確定的而不是由同業公會確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製的。這在後來稱為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斯密稱之為完全自由的製度。這種物質生産基礎的連續改變，將帶來的上層建築的必然改變，這和馬剋思主義的曆史觀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可是也有一個重大的差彆：馬剋思主義體係中的最後動力是階級鬥爭，而在斯密的哲學史中，主要的推動機製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驅使，由理智所指導。

《國富論》遠遠不是一部通常所認為的學術論文。雖然斯密也勸說放任自由，但他的論證卻更多地是反對政府乾預和反對壟斷；雖然他贊揚貪欲的結果，卻又幾乎總是鄙視商人的行為和策略。他也不認為商業製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贊美的。

斯密在前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寫作，他似乎沒有真正覺察到即將到來的工業革命，其前兆在離愛丁堡九英裏的煉鐵廠中已可見到。他對大規模的工業企業沒有提到。如果增長是《國富論》的主題，那也不是永無休止的增長。書中各處都流露著利潤率的長期下降；斯密也提到，當這個製度最終積纍瞭充分的財富時，經濟下降就會開始，最終形成貧乏的停滯。

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是經濟學的主要創立者。他於1723年齣生在蘇格蘭的剋科底，青年時就讀於牛津大學。1751年到1764年在格斯哥大學擔任哲學教授。在此期間發錶瞭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論》，確立瞭他在知識界的威望。但是他的不朽名聲主要在於他在1776年發錶的偉大著作《國傢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該書一舉成功，使他在餘生中享受著榮譽和愛戴。1790年，亞當·斯密在剋科底去逝。他一生未娶，沒有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