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原來讀老子的《道德經》，最難理解的就是“無為而無不為”的意境。怎麼什麼都不做，就可以達到什麼都做的效果呢？關鍵在於理解“無為”二字。“無為”並不是什麼都不做，而是不要做妨礙彆人“有為”的事情，對於政府來講，就是不要做妨礙老百姓積極性的事情。一個社會，隻要所有成員都能奮發有為，什麼事情不能做呢？所以我在後來一篇文章中總結道，“‘無為’就是對妨礙的妨礙，對限製的限製。”這與經濟自由主義強調的小政府理想頗為一緻。

然而，將“無為”或“小政府”理想簡單地理解為政府做得越少越好則是有問題的。應該說，政府是人類社會的偉大創造。迄今為止不少美好的字眼，如自由、平等、公正等等，都是在有政府的條件下近似地實現的。這說明，在有些地方，政府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政府的“無為”，應該是在該有為的地方有為，該無為的地方無為。這需要對政府這種製度有深刻的理解。“無為”不是無知，“自然”也不是毫無人的意識和智慧。我過去很贊賞中國的傳統園林藝術，認為它是中國文化“崇尚自然”風格的體現。後來到北京郊區的一些新“景點”去瞭幾次，纔發現，完全無知無識的所謂“自然”是多麼糟糕。那些毫無文化造旨的仿古建築，與北京與承德的皇傢宮殿，和蘇杭一帶的江南園林簡直有天壤之彆。在那些與自然景觀渾然一體的建築風格背後，是深度刻意的安排。做得象“自然”一樣，其實不是自然而然的。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關鍵是個“法”字，即仿效、效法之意。而效法，就有水平高低不同瞭。有維妙維肖，也有邯鄲學步，還有東施效顰。要仿效，首先是要理解，要把自然“吃透”。所以，在“無為”的背後，是理解自然、仿效自然的大學問。

這樣的境界，又用得上老子的另一句話，“治大國若烹小鮮”。過去，關於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一種解釋說，小鮮是很嫩的，如果老是翻過來、翻過去，就會弄碎瞭；因此治理大國也不能來迴摺騰。這種解釋雖然接近本意，但沒講到“妙”處。懂得烹飪的人都知道，烹飪技術(？藝術)的核心部分，就是掌握火候。而小鮮，又是各種烹飪材料中最為嬌嫩的，更要細心伺侯。所以治理大國的最高境界，就是小心翼翼地掌握火候。那麼，怎麼掌握火候，大國又如何可以被比作小鮮？這個問題比較復雜，但也可以大而化之道來。簡單地說，治理國傢，首先要考慮人民的性質。從經濟學角度看，人民的性質就是趨利避害。如果政府能夠提供和維係一套基本製度，在這一製度下，任何個人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情時，就對社會有利；在做對社會有害的事情時，就對自己有害，就可以使全社會的成員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時，使社會繁榮起來。一般而言，這套製度包括保護産權、維持秩序、調解糾紛的功能。 一旦有瞭這麼一個製度框架，人們明確地知道什麼是自己的成本，什麼是自己的收益，從而自動地按照對成本和收益的計算行事。

當然，什麼對社會有害，什麼對社會有利，在有些時候並不是那樣判然分明的。往往是同樣一件事，做得不夠和做得過頭都會對社會不利，比如貨幣供給。過多瞭叫通貨膨脹，過少瞭，我們現在也知道叫作通貨緊縮。通貨膨脹意味著，當社會所有成員都已經被動員起來進行經濟活動以後，仍要增加需求，則隻能導緻物價的上漲，而不會有新的供給瞭；通貨緊縮意味著，社會上還有一些成員沒有工作，卻已經沒有貨幣支持他們的經濟活動瞭。在相當長的人類曆史中，人們采用貴金屬做貨幣，貨幣供給由貴金屬的生産決定，貨幣供給與貨幣需求吻閤的情況隻是偶然地發生。後來人們又發明瞭貴金屬本位製，即以貴金屬為準備金發行可兌換證券，部分地擺脫瞭貴金屬的束縛，直到今天，世界上大多數國傢采用瞭不兌現的紙幣作為貨幣，纔完全脫離瞭貴金屬的限製，貨幣供給完全可以由政府的貨幣政策決定。所謂貨幣政策，一般就是中央銀行對再貸款利率的調整。再貸款利率的調整，會影響到商業銀行的貸款利率，在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中，利率的些微調整就會影響人們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較，從而影響人們的行為。當利率調高後，就會有些人認為他們原計劃的經濟活動得不償失，從而中止他們本來要進行的投資；反之亦然。這樣政府通過很小的調整，就從事著造福於整個社會的治理。

談到火候，談到貨幣供給，我們很自然地想起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即美國中央銀行)主席格林斯潘。他的任務，就是在保證貨幣充分供給的同時，避免通貨膨脹。他的全部工作，似乎就是以0.25%甚至0.125%的微量，調整美元的再貸款利率。彆看調整幅度如此微小，但對美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都産生著重大影響，以至他的一篇講話，既可能造成股市動蕩，又可能給人以信心。自他執掌美國聯儲以來，美國經濟逐漸擺脫瞭滯脹局麵，齣現瞭低通脹、高增長的態勢。當然，格林斯潘的工作可不是好玩的。盡管隻做0.25%的調整，但如果一不小心弄錯方嚮，也會導緻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因此需要對貨幣體係、金融製度和實質經濟有深刻的理解，並對美國經濟現實有足夠的“感覺”。這和他的經濟學背景、他在金融界長期工作的經驗很有關係。在微量調整、掌握火候的背後，是對經濟體係的洞悉、對當下經濟形勢的準確判斷，和對貨幣政策和政策手段的刻意選擇和安排。這不正是一幅活生生的“治大國若烹小鮮”的圖景嗎？

達到這樣的境界，卻不是格林斯潘一人的功勞。隻有在貨幣體係和金融市場充分發展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纔會如此靈敏。而這一經濟體係的形成，則依賴於世世代代人的努力和積纍。在這一製度中，政府運行有效並且不可替代，卻花費最小而影響最大。恰恰因為，政府在它該發揮作用的關節點上發揮著它的智慧，從而避免瞭它對經濟其它方麵的乾預，反而給全社會成員留下瞭巨大的“有為”的空間。

盛洪，1954年12月生於北京，1983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1986年和1990年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相繼獲得經濟學碩士和經濟學博士。現任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和山東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盛洪對經濟學各領域有著廣泛的興趣。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他先後緻力於宏觀經濟理論和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研究；産業經濟理論和中國産業政策的研究；製度的結構 、起源和變遷的研究；文明的衝突、融閤與整閤問題的研究；上百篇研究成果分彆發錶在各種學術刊物上。1987年以後，他又注重介紹和翻譯新製度經濟學的文獻；組織 翻譯瞭羅納德·科斯教授的論文集《論生産的製度結構》，近年來又主編瞭新製度經濟學經典論文集《現代製度經濟學》。他的專著《分工與交易》 是製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在中國的成功嘗試之一；專著《治大國若烹小鮮》是用製度經濟學分析政府的學術努力；他主編的《中國的過渡經濟學》和論著《尋求改革的穩定形式》代錶瞭過渡經濟學領域的領先水平；他的隨筆集《經濟學精神》和《在傳統的邊際上創新》透露瞭他普及經濟學的努力、 和對文化與道德問題的關注；他的文集《為萬世開太平》則交織著理性主義的冷靜思考和關注天下未來的文化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