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荒謬年代，愛國本身是值得死的罪愆……

他們是台灣最後一代理想主義者，

這更是台灣最後一本良心知識分子的親筆回憶錄

1950年的青島東路三號，約是現在的台北喜來登飯店之地，當年是軍法處看守所，許多台灣精英知識分子，在這裡等待判決。侯孝賢電影《悲情城市》中，作家鍾理和之弟鍾浩東，即是從這裡走向馬場町的槍決之路，獄友在此傳唱「幌馬車之歌」紀念他。本書作者顏世鴻即為當年的見證人。

是什麼樣的荒謬年代，會讓台灣知識份子陸續走進青島東路三號？

幸運的人，下一站是監禁綠島；不幸的人，下一站則是血濺馬場町。

顏世鴻，1927年次，涉入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學生工作委員會案（1950年9月16日判決，11人槍決），並因此坐牢13年7個月又2天（1950年6月21日於台大宿舍被捕，9月16日判刑12年，1962年7月28日離開綠島，轉送小琉球留訓，1964年1月21日離開小琉球）。現居台南。

推薦序

我的舅舅顏世鴻

文／米 果

我出生那年，舅舅出獄，回到台灣本島。

我在中秋節前一天出生，那時，舅舅已經前去台北，被迫放棄入獄前就讀的台大醫科，重新考入台北醫學院……類似這樣的時間與生命重疊的微妙印記，成長過程中，一直懵懂未知，直到多年以後，才有了鮮明的對照。

我的舅舅，顏世鴻醫師，理想的社會主義者，熱愛閱讀寫作的文藝青年，與死亡恐懼那般接近，青春最好的十三年七個月，埋葬在海的那一邊，火燒島，小琉球。

我的母親與世鴻舅舅是姑表兄妹，舅舅的母親，我喊她姑婆。姑婆曾經是日治時期高雄旗後公學校第二屆女學生，跟作家楊逵的妻子葉陶是同窗。早年跟隨夫婿在高雄旗後與廈門泉州深滬之間奔波，學會一些眼科基本醫術，我小時候感染夏日流行性結膜炎，兩眼通紅像小猴子，都是找姑婆「洗眼睛」。姑婆遞來漏斗狀的金屬容器，要我自己拿著，貼著眼下，她拿起小噴管往我眼裡沖藥水，藥水流進漏斗，我心臟不好，洗完眼睛就蹲在診所天井的花園嘔吐。天井花園經常灑落亮眼的陽光，我一邊嘔吐，一邊聽姑婆跟母親低聲交談，談舅舅的事情，窸窸窣窣，像盛夏午睡時，耳朵貼著榻榻米竊聽蒼蠅低空掠過的拍翅聲。

舅舅遲婚，婚禮喜宴在台南運河邊的臨海飯店，母親說，新娘子五官細緻，像觀音菩薩，我是被大人抱著去喝喜酒的，當然沒有記憶。之後找舅舅看病，也沒見過舅媽，但聽過她講電話的聲音，語調委婉，用詞優美，是個溫和的人。

舅舅白天在救濟院上班，晚上在家看診，早先幾年住在城內西門路「大舞台」保齡球館對面，一幢日式平房，我記得要在門口脫鞋，赤腳踩在地板上，深沉的腳步聲，咚咚咚……後來搬到安平路，面對運河，前方是診間，樓梯堆滿書，像一座宮崎駿動畫裡的圖書館。

診間經常有古典曲盤的樂音，我大約是懼怕打針，對舅舅也多一分敬畏，但舅舅幽默風趣，知道我肚子痛，他也撩起上衣，拍拍肚皮，說他肚子也痛，不必擔心。我們家幾個小孩的病痛，都是找舅舅想辦法，若是其他科別，舅舅會幫忙寫小紙條，介紹給熟識的醫生。哥哥有一次被野狗咬到，還自己騎腳踏車去安平找舅舅打破傷風針。

我在小學三年級前後染上嚴重的腸胃炎，吐得很慘，等不到舅舅夜間在家看診，搭計程車直奔他上班的救濟院，那天母親撐著陽傘，一手提著菜藍，一手拉著步履闌珊的我，在偌大的救濟院區找舅舅。救濟院是日本時代留下來的大窗戶老建築，我看見窗內，舅舅穿著短袖白襯衫的側影，頭頂似乎還有青綠色吊扇不斷轉動，他桌上的病歷紙張跟著翻飛。

舅舅明明是個風趣幽默的好人，為何被關？我偷偷問姑婆，姑婆說，「九怪」。

直到二○○五年八月，我開始嘗試瞭解母親家族的歷史，前去安平找舅舅，舅舅也不多說，遞給我兩本自費印刷的回憶錄《霜降》《上海上海》。我終於知道，姑婆口中的「九怪」，用字俏皮，但背後的情緒，何其沉重。倘若是我，面對人生與家族的磨難，該如何是好？往後的人生必然帶著仇恨吧！但是在舅舅的身上，我看到另一種超脫仇恨之外的謹慎，那身影尤其讓我覺得不可思議。

我在二○○六年以舅舅的故事為基底，寫了穿梭時空磁場的長篇小說《朝顏時光》參加皇冠百萬小說獎，當時擔任評審的李昂老師敘述她看到這樣的題材以時空連結的寫作手法，非常驚訝。當時我並未告知舅舅，其實內心頗為忐忑，沒想到舅舅讀過小說，竟然認為時間旅行的手法很有趣，「唉呀，我讀著小說，很怕妳沒辦法收尾，這樣很好，很好！」

簡直是鬆了一口氣！

舅舅竟然以文學的視野來看待當初自己在台大校園被捕的往事，究竟是什麼樣的沉澱與爽然呢？

這幾年，我和舅舅成為手寫書信往來的「筆友」，寫信、貼郵票，若是尋常的交談，就投入綠色郵筒，想要快點分享的，就投入紅色郵筒。我們變成這種型態的朋友，有著古老而美好的交情。舅舅雖然年過八十，對閱讀與寫作仍然充滿文藝青年的熱情，我甚至在他的文字裡，看到質樸的童心。二○一一年端午前後，舅舅才剛手術出院，腳踝裹了紗布，躺在床上，竟然一手拿著棋譜，一手下圍棋，還說書房有好多日本推理小說，要我盡量搬，沒關係。

舅舅曾經在他的文章裡面如此感嘆，譬如他們這個世代的人，欠缺一種書寫自己遭遇的「母語文字」，他也曾自嘲在獄中寫下六百字遺書，宛如「五花肉式的國語」。然我每每讀著舅舅的文字，覺得他敘事的文字充滿獨特的「歲月口氣」，亦有多舛人生沉澱入味的智慧謹慎，用字遣詞，兼具台語、日文、北京語的優雅和力道，是相當迷人的書寫文體。尤其回憶在獄中被審訊過程，一邊聽著鄰近人家屋裡流竄而來的《命運交響曲》，一邊揣想自己的命運如何如何，那必然是澎湃鏗鏘的啊，寫入文字，卻又那樣淡然，可我閱讀之際，想起那樣的處境，竟是潸然淚下。

監禁於火燒島與小琉球的十三年七個月期間，思想與文字都受到監控，舅舅反覆在腦裡強記那些「沒有日記的大事記」，一九六四年一月廿一由小琉球歸家，整整用了兩天的時間，寫下腦裡背下的大事記，這是多麼驚人的毅力與堅持啊！

可我也要感慨，如我這樣在台灣成長的世代，對戰前戰後的歷史亦欠缺足夠的視野，畢竟戒嚴時期的教科書只是歷史的一小塊碎片，又多是執政當局篩選過後的樣版。往後這幾年，我在口述歷史反而看到那些教科書小碎片之外更為寬廣的版圖，更何況是類似舅舅這樣自己書寫的受難歷程，其實就是另一種型態的穿梭時空磁場。

在民主人權的進化過程中，許多人犧牲了生命與自由，或被剝奪了青春最好的數十年，當我們空泛地談起轉型正義的口號時，認識曾經發生過的歷史，避免犯下同樣的錯誤，這或許才是對犧牲者所能表達的最誠摯敬意了！

【自序】

四年多前，已過了八十歲，每個星期五、六，每天上午四個小時，還在當私立台南仁愛之家約聘醫師。比起一九九九年十月退休時，閒下來的時間比較多了，除了讀一些書刊以外，自少趣好不多。自一九三八年四月升小學四年級寫寫日記而已，中文都未受正式的訓練。

某日，心中突如其來湧起一個意念，已度過「古稀」「傘壽」，心內有數，殘日無多。自少年時，心內一直厭煩，極惡戰爭與貪瀆，而且這八十年在貧窮、戰亂、流亂及許多離譜的我執中──如自任理想的社會主義者，其實對社會主義根本無知──度過了童年、少年、青年、壯年及老年的日子。自己也體驗到自二十世紀裡的一次大戰、二次大戰，及其他無數的戰爭、惡鬥，在這過程中，軍民的死亡超過一億人，近來的戰事，平民死亡甚至超過軍人。

有人曾說：「一個人的死亡是歷史，千萬人的死亡不過是數字」。一九八七年夏天，畏友戴振翮兄自香港歸台，說好他要寫「火燒島的故事」，由我提供十三年七個月默記在心內的「大事記」日記，但他突然於一九八八年一月八日客逝於香港。自知文筆、腹笥、邏輯遠不如他，我只好在繁忙的日子中，寫下了二戰以後，自己所遭遇的私見，並將書稿名為《霜降》，本書即由《霜降》改寫而成。

先父生於一九○三年，日俄戰爭以前，祖父曾為劉永福下義勇，乙未年（一八九五年），十八歲時在蕭?一戰。前前後後逾百年，書名中「百年之憶」是由此而來。本來粗劣的文字無意拋頭露面，心內僅執意於朝鮮戰爭是否可免。一九九三年戴國煇先生勉勵我：「歷史的應歸還歷史」，但是我的心中還是十分躊躇，擔心輕易寫下，變為對歷史的冒瀆。草稿寫完，剛好女兒廷如由美歸台，託她校改，她家庭職業繁忙尚未動手。曹欽榮兄好意，說可以代勞，卻成為出版的動機。

台灣在和平中度過了六十年，多數人或遺忘或根本不知道死亡三百萬人的朝鮮戰爭，所以想留一些文字，讓後人知道慘況。沒有正式學過國語、論理學，雖對歷史有興趣，卻只是一個外行人，還望斧正。並感謝曹欽榮先生、鄭任汶先生、林芳微小姐及表妹榮燭二女陳淑敏小姐的幫忙。

顏世鴻

2012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