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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民族

作者:国家民族事务委员

出品人:

页数:671

译者:

出版时间:2000-12

价格:140.00元

装帧:

isbn号码:9787105042524

丛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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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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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俗志：2000年卷》 绪论：新世纪之初的中华民族图景 本书是继往开来之作，旨在全面、深入地记录和研究中华民族在21世纪初始——公元2000年前后的社会、文化、生活状态与变迁轨迹。我们聚焦于中国广袤疆域内各主要民族群体，以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交叉视角，构建一个多维度、立体化的民族民俗知识体系。本书的编纂，立足于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辅以国家统计数据和历史文献的梳理，力求呈现一个真实、鲜活、富有生命力的民族世界。 第一部分：民族构成与人口变迁 本卷详尽分析了2000年中国各民族的人口结构、地理分布及其历史性迁移趋势。 第一章：总体格局与结构分析 深入探讨了汉族主体地位下的多民族共存格局，重点分析了自上世纪末期以来，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的变化，以及城市化进程对传统聚居区人口密度的影响。特别关注了近十年来人口结构中，年龄分布的变化（如老龄化趋势在特定民族群中的表现），以及性别比例的失衡现象及其社会学意义。 第二章：主要少数民族的分布与人口动态 本章按地域和人口规模划分，对壮族、满族、回族、苗族、维吾尔族、彝族、土家族、藏族、蒙古族等人口大省的分布情况进行了细致描摹。 西南民族走廊： 重点考察了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民族交错带，记录了各民族在跨省流动中的语言适应与文化保持状态。例如，对云南省内哈尼族、傣族等在生态位上的微小调整进行了田野记录。 西北边疆： 详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周边地区的回族、哈萨克族等群体的生计模式与宗教社会组织，对比了城乡间的生活差异。 东北与北方边疆： 聚焦于满族在现代化冲击下的“身份重构”，以及蒙古族在农牧交界地带牧业结构调整中的文化适应。 第二部分：物质文化与生计模式的转型 2000年前后，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传统生计方式正经历剧烈转型。本部分着重记录了这种转型对物质生活的影响。 第三章：农耕与牧业的现代化压力 研究了传统农耕技术（如梯田系统、水利灌溉）在引入现代农业机械和化肥后的演变。在牧区，分析了草场承包责任制后，藏族、蒙古族牧民对季节性转场的调整策略，以及对高原生态环境的反馈。记录了对传统农具和畜力使用的保留与淘汰过程。 第四章：聚落形态与建筑遗产 本章对比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传统居住形态。 干栏式建筑的延续与变异： 记录了南方少数民族（如侗族、布依族）吊脚楼的结构优化，以及其在旅游开发中的商业化倾向。 窑洞与土堡： 考察了陕北、陕南地区传统窑洞的现代化改造，以及客家土楼等防御性聚居形态的当代功能。 城市化中的失落： 关注了在城市扩张中，传统民族聚居村落被拆迁、居民迁入高层住宅后，对邻里关系和空间认同的影响。 第五章：服饰的日常化与仪式化 记录了2000年前后，民族服饰在日常穿着中的衰退趋势，以及在重大节庆、婚丧嫁娶中的“复兴”或“符号化”现象。重点分析了贵州苗族银饰、彝族漆皮衣等非遗项目的传承人现状和市场价值。 第三部分：社会组织与人际关系 社会结构是民族文化的核心载体。本部分探讨了在国家制度与市场经济双重作用下，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重塑。 第六章：宗族与家庭结构 详尽考察了宗族组织（如汉族的祖祠体系、少数民族的氏族残余）在21世纪初的法律地位和实际影响力。记录了大家庭向核心家庭过渡的家庭规模变化，以及“留守儿童”现象在特定民族群体中表现出的特殊性。 第七章：民间法律与冲突解决机制 分析了在国家法律体系普及的同时，传统习惯法（如藏族的“绕登”、彝族的“毕摩断案”）在基层社会中仍发挥作用的领域，特别是在土地纠纷和婚俗调解中的残存价值。 第八章：民间信仰与宗教生活 本章避开宏观的宗教政策，侧重于田野观察到的日常生活中的信仰实践。 萨满教与自然崇拜的保留： 考察了鄂伦春、赫哲等北方民族对山林河川的敬畏感及其与生态保护的关联。 佛教的世俗化： 分析了藏传佛教寺院在僧人数量、经济来源及与信众关系上的变化。 民间信仰与世俗生活的交织： 记录了驱邪、占卜、风水等活动在城市和乡村的持续存在，以及它们如何与现代医学、心理咨询形成竞争或互补关系。 第四部分：文化表达与知识传承 知识的代际传递是民族文化延续的关键。 第九章：口头传统与文学的困境 记录了2000年前后，史诗、传说、谚语等口头文学在年轻一代中的失传速度。对仍在口头流传的叙事体（如裕固族的“阿斯尔”）进行了录音记录和文本转录。 第十章：音乐、舞蹈与节庆礼仪 本部分侧重于仪式性文化。 节庆的场所变迁： 观察到传统节日（如春节、火把节、那达慕）的庆祝地点从自然场所向城镇广场转移的现象，以及随之而来的仪式简化。 乐器的现代化使用： 记录了传统乐器（如古筝、马头琴、芦笙）在融入流行音乐或专业舞台后的技艺变化，以及手工制作乐器匠人的凋零。 结语：民族文化的动态平衡与未来展望 本书最后总结了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各民族文化所处的“动态平衡”状态：一方面，传统结构遭受侵蚀；另一方面，新的文化表达形式和身份认同正在形成。2000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标志着传统社会形态向信息社会过渡的加速，为后续的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线数据。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凝固了那个瞬间——在全球化浪潮与本土复兴之间，中华民族所展现出的复杂、矛盾而又充满韧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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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光是“2000年”这个时间标签，就让我对这本年鉴的内容充满了历史的遐想。我个人对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颇有兴趣，这类统计年鉴往往能揭示出深层次的社会结构问题，远非简单的数字游戏。比如，我想了解在那个年代，不同民族在受教育年限上的差异，这直接关系到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代际流动性。如果年鉴细致地划分了各民族的识字率、高等教育入学率，并且还能追溯到前几年的趋势，那将是分析教育公平性的绝佳素材。再者，对于语言使用情况的统计，在很多统计资料中往往是缺失的，但对于文化传承研究至关重要。如果这本书能包含关于主要少数民族语言在家庭、社区以及官方场合的使用频率和代际传承情况的调查数据，那将是极其宝贵的文本材料。没有这些详实的数据支撑，任何关于民族文化复兴或危机讨论都只能停留在定性分析的层面，显得苍白无力。我深感缺失了这本年鉴，就仿佛失去了与那个时代民族社会脉搏进行直接对话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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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0》简直是研究我国民族发展状况的“活化石”，虽然我这次手头没有拿到它，但光是能想象到它所承载的信息量，就足以让人对它的价值肃然起敬。我一直关注着社会变迁和人口结构的研究，尤其是涉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数据，那可是制定精准扶贫和文化保护政策的基石。想象一下，2000年这个时间点，恰逢世纪之交，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前夜，民族地区的发展阶段、教育普及率、医疗保障水平等等，都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期。如果这本书里详细罗列了各省份、自治区的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民族构成比例的变化，以及在教育、卫生、收入等方面的横向对比，那对于历史学者来说，简直就是一份无价的原始资料。我特别期待它能提供关于城镇化进程中，民族人口迁移流动的数据，这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经济动因。没有这本书，我只能依赖零散的官方报告，难以形成系统、全面的宏观图景，这对我后续关于区域发展差异的研究构成了巨大的信息壁垒。它提供的无疑是那个特定年份最权威、最细致的“快照”，没有它，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理解就总像是隔着一层毛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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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关注社会福利和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者来说，一本综合性的统计年鉴是不可或缺的工具箱。2000年前后，中国医疗卫生体系正经历从单位制向市场化过渡的阵痛期，民族地区的医疗资源分布和可及性问题尤为突出。我极其希望《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0》中能够包含详细的卫生统计数据：比如，各民族的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这些是衡量基础医疗水平的硬指标；此外，每千人口的卫生技术人员数、医院床位数的分布情况，对于评估医疗资源公平分配至关重要。如果它还能深入到对“新型合作医疗”等试点项目的早期数据有所记录，那就更是具有开拓性的价值了。缺乏这些来自2000年的官方统计，我只能推测和估算当年的公共卫生状况，这对于需要向政策制定者提出建议的研究来说，是致命的缺陷。权威的统计数字是搭建客观分析框架的砖瓦，没有它们，一切都成了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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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前正在撰写一篇关于中国西部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论文，数据的严谨性是我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于2000年这个时间点，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是核心研究点。一本权威的年鉴，理应包含关于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在财政收入、转移支付接收额度、以及在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里程、电力普及率）上的投入数据。这些硬指标直接反映了中央政策的落实程度和地方的自我发展能力。我尤其看重那些关于“人均”指标的统计，只有除以人口基数，数据才真正具备可比性，否则，规模效应会掩盖掉真实的贫富差距或发展滞后。如果这本年鉴能够提供跨年度的对比数据，比如对比1990年和2000年的数据，那就能清晰勾勒出过去十年间民族地区经济基础建设的力度和成效。没有这些量化的、权威的基线数据，我的论文只能依赖二手资料的引用，其说服力和严谨性会大打折扣。这种基础性的、结构化的统计资料，其价值远超任何访谈或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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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对中国宏观经济史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者，我深知统计年鉴在描绘特定历史节点经济面貌上的无可替代性。2000年是中国加入WTO前夜，经济结构调整加速的时期。我特别想了解的是，在那个时间点，民族地区，尤其是那些偏远地区的产业结构——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在GDP构成中的占比变化。更细致地，如果年鉴能够提供关于民族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并将其区分为城乡收入，甚至能进一步区分主要民族群体的收入差异，那将是理解当时收入分配格局的绝佳窗口。收入差距的统计，往往是社会稳定的晴雨表。我一直怀疑，在那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民族地区是否因为信息和资本的滞后，导致其收入增长速度相对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要论证这一点，就需要一本像《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0》这样汇集了全面、细致、官方认证数据的工具书来提供铁证。没有这些第一手的、跨门类的经济指标，我只能依赖零散的宏观数据，无法进行深入的、结构性的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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