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畲族与瑶苗比较研究》的著者吴永章先生给出了两条原因：一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残酷压迫的民族政策”，二是“畲、瑶、苗的‘游耕’生产方式”，即在外来强势武力、进步文明的挤压之下游耕文明的节节败退。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将当今世界的冲突归结为几个文明的冲突，而谈到中华文明时，他认为：“历史上，中国自认为是兼容并蓄的：一个‘中华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有时还包括日本；一个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包括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突厥人和藏族，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必须受到控制；此外还有一个蛮夷的‘外层地带’，‘他们只需要朝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

亨廷顿先生承认，中华文明是以儒家文明为纽带连成的文明圈，儒家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当代的中华文明正以类似的方式来建构：以汉族中国为核心，包括中国所属的但享有相当自治权的边远省份；法律上属于中国但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汉族人所构成的省份（西藏、新疆）；在一定条件下将要成为或者可能成为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之一部分的华人社会（香港、台湾）；一个由华人占人口多数、越来越倾向于北京的国家（新加坡）；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有重大影响的华人居民；以及受中国儒教文化颇大影响的非华人社会（南北朝鲜、越南）”。传统的儒家文明是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可以说，农耕或土地就是儒家文明的载体。有些学者认为，这种以农耕为载体的、内敛惰性、缺乏张力的农业文明在近代面对以海洋为载体的、外向扩张、富有流动活力的商业文明的挑战的时候处于明显的弱势，在此，儒家文明成了近代中国失利于国际竞争的替罪羊。这当然是题外话，但如果考察儒家文明的扩张过程时，我们会发现，这种以农耕为本的文明，在南下与以游耕为本的南方“荆蛮”文明（暂且这么命名）碰撞时往往可以占据优势地位，所以，儒家文明在中国南方的扩张虽然也是漫长血腥的，但毕竟在南方永远扎下了根，取代了那些“荆蛮”文明而占据主导地位，并且还辐射到同样以农耕为本的东南亚一些国家。但是，儒家文明在北上遇到以游牧为载体的北方游牧文明的时候，它却全面败下阵来。如海洋文明一样，游牧文明也是外向扩张、流动性的，只是它是面向有草地的平原扩张，固守在土地上、缺乏流动的儒家文明不可能皈依这些在大草原上来去不定、流动性极强的游牧文明，因此，儒家文明从来就没有真正驱赶喇嘛教、萨满教而将影响扩展到蒙古、西藏和中国东北，也没有归顺突厥人、匈奴人、女真人、契丹人，中原汉民族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冲突一直都隐喻着这两种文明的互相碰撞和征服，儒家文明和游牧文明始终都处于时战时和的紧张关系中。有意思的是，两个曾经统治过中国的游牧民族，一个固守游牧民族痼疾却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就为儒家文明打败而灰溜溜地回大草原牧羊，而另一个则识时务地为儒家文明所浇灌而打造了一个空前强大的中华帝国。

所以，如果用历史的远程望远镜来审视亨廷顿先生的世界大文明圈中的中华文明，那么，更应将它发展成势的过程视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游耕文明的斗争与反斗争、征服与反征服的漫长过程。游牧文明“逐水草而居”，游耕文明“逐山而生”，那么，农耕文明就是逐土地而生，哪里有土地，农耕民族就趋之若鹜。以农耕或土地为载体的儒家文明的南征北扩大致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君主帝王的政治抱负和丰功伟绩的荣誉心理。开疆扩土、极大化统治区域是每个封建主的政治野心，如汉帝王就曾多次派军队“围剿”“武陵蛮”，汉名将马援还因此丧命。第二，中国历史上多次乱世导致的大规模移民运动。中国历史时治时乱，治乱相间，几次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冲击了北方的游牧部落和南方的游耕民族。第三，农耕文明的死穴。农耕以土地为本，机器时代之前的农业操作以人口多为荣，人口数量的急剧膨胀对土地的供求造成巨大的压力，从而引起对土地的无度追求，农耕逐渐朝山林、草原扩张，梯田、牧田数量不断增加，悄悄蚕食了游牧、游耕民族的生存空间。从主观动机而言，我们不能说以上的几个原因犹如美国的西进运动那样，是有目的有企图地对游牧、游耕民族进行驱逐控制或同化，但从客观效果而言，这些原因都造成了游牧、游耕民族的节节败退和游牧、游耕文明的式微。

“食尽一山，复往一山”〔2〕，“刀耕火种，食尽一山，则移一山”〔3〕，“今岁此山，明年又别岭矣”〔4〕，这是游耕文明的基本特点。显然，这种“刀耕火种”的文明处于比较原始、程度较低的古代文明水平。现在的畲瑶苗人固然已经摆脱了这种古代文明的以靠山吃山形式对大自然的野蛮操作，逐渐向以农耕为主的农业靠拢，但是，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畲、瑶、苗却一直赖以游耕为生存方式，在游耕的生活中，他们不可避免地发展了自己的文明。因此，不论是以马克思对文明的界定、还是以亨廷顿先生对文明的划分来定义畲瑶苗，三族由于共同的渊源都可以形成为一个小文明，一个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覆盖之下的小文明，这个小文明暂且命名为“荆蛮”文明。

其实，中华文明就是由如“荆蛮”文明这样的无数个小文明与儒家文明互相吸收、互相借鉴、不断融合的过程。例如，“晋代的陶侃原是溪族，而他的后裔陶渊明却是汉族田园诗之祖先了；北魏的皇族拓跋氏迁都洛阳后改为元氏，到了唐代，元稹已是汉族名臣，是元和诗体的代表；著名诗人李白、白居易、刘禹锡等人，考其血统，分别是西域胡人、昭武九姓胡人及匈奴人后裔”〔5〕。因此，说中华文明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缔造出来的，是比较中肯、合乎历史的。现在，这些民族可能属于少数民族，这些文明在中华大文明中可能只是不起眼的小文明，但是在百年千年之前，他们都曾经是生存土地上的主人。那时候，相对于汉民族，相对于儒家文明，他们可不是“少数”民族，他们的古代文明也不是小文明。

最后，回到本文开头蒙先生提到的在美国四十多万瑶苗族人。从如今的鄂湘地区飘洋过海到美洲，瑶苗人颠沛流离、奔走他乡的距离可以说是“路漫漫”，人口之众已达到北美原住民印第安人的五分之一强（据2000年美国人口统计）。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实。现在居住国外的苗人大多是在1975年老挝内战之后，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安排下，寻求政治、战争避难陆续到达所居住国家的。1975年老挝政府军队就开始对由美国支持的以青年军官王宝为首的苗族武装势力进行围剿，给苗人（武装势力和平民百姓）造成了重大伤亡。逃亡国外的王宝声称：“1975年至1978年间有五万苗人死于人民解放军的化学毒药，而另有四万五千人殁于饥饿、疾病或在试图逃往泰国途中被枪杀。”“据1990年估计，超过九万人的苗族难民已经逃难到美国，法国有六千人，有三千人在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和法属圭亚那。”〔6〕至1999年，在美瑶人也达到三万六千人。现在定居美国的瑶苗人都形成了自己民族的生活社区，其中就有全美瑶人协会。但由于教育水平的限制、观念的差异，他们在美国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也没能够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而且其中还有不少人在苦苦争取美国公民的身份。

现在，每年都有不少的海外瑶苗族人回大陆寻访祖先的故土，参加盘王庆典活动。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是寻亲访祖，但另一方面又是长期生活在不同文明的社会里，与不同的文明碰撞摩擦后对自身文明的一种回归。一些敏锐的学者也认识到，亨廷顿先生之所以提出“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是由于在全球化框架下，随着全球人口流动的加强，一些美国种族主义者认为的WASP（Anglo-Saxon White Person，盎格鲁-萨克森白人）的“种族优势”正在被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种所“侵蚀”，新教将逐渐失去相对于儒教、伊斯兰教、佛教的“优势”（实际上就是马克斯 · 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作用）。由此，亨廷顿先生提出“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是出于一种对基督教文明的未来的“深深的忧患意识”。因此，种族血统和宗教信仰都有别于美国主流的瑶苗人，他们在美国社会的基督教文明中生存，必然会受到美国主流文明的冲击和挑战。美国虽是个民主的社会，但也是个等级社会，一个种族意识强烈的社会，一个自觉世间惟有耶稣可以拯救世人的社会，基督教徒在待人宽容博爱中也在渐渐向外输送基督教的教义并劝导你“皈依我主”，这正是第一代瑶苗移民的担忧之处。同在美的第一代藏人一样，第一代的瑶苗移民尚且可以保持自身民族的特点，而在第二代身上，他们已经隐隐感觉到美国文明正在渐渐渗入他们后辈的体内，以及他们的后辈在对待自身的民族特性方面的不屑和怠慢。据一些美国的苗族老人说，现在的美国苗族青年已开始学习美国的生活方式，老一辈人非常担心最终会丧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他们正在寻求保持传统文化的方法。不妨学习亨廷顿先生的“忧患意识”，对于这些在海外的瑶苗人，对于他们的小文明在其他文明的国度里的命运，暂且也怀着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吧。

吴永章，1936年生11月生，男，汉族，广东梅州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五年制)。获学士学位。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特聘教授。担任的学术团体职务有: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百越民族研究会顾问;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会常务理事;国际瑶学会执行委员等。曾多次被国家社会基金委员会、教育部有关单位、学术委员会亲聘为评审专家。

长期从事中国南方民族(包括客家族群)的历史与文化研究。著有《中国南方民族文化源流史》、《中国南方民族史志要籍题解》等学术性著作十部。在《文史》、《中华文史论丛》、《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一百多篇，共计四百余万字。曾先后六次获得省部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如2004年完成了全国社科基金项目《湘鄂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史》。其论著先后获省部与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科著作二等奖。《瑶族史》获国家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科著作二等奖。前辈著名民族学家林耀华曾称赞他的研究"非常优异，特别对中国民族学史志方面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