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进入这一课题之前。农民流动现象就像是个谜，上亿的非农转移，几千万的流动务工，这一巨大数字反映的是经济社会变革的实实在在的力量。但是这一巨大数字的载体――那些从成千’万村庄流动出来的，云集在沿海地区企业里，分散在城镇各个角落里的年轻的打工仔、打工妹，壮年的务工男、务工女们，他们自身的情况怎么样？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义无反顾地从农田、从家乡出来闯世界？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内部结构如何？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心理感受又如何？那些离家外出者，外出务工经历对他们今后的职业发展、今后的命运又有什么影响？特别是，作为妇女研究者，我们更关心的是流动大潮中的男女两性有什么差别？

当有了这样的研究机会时，我们的关注点从一开始就投向农村外出务工群体――尤其是其中的女性的命运和发展上。换句话说，我们研究的是外出务工群体本身，而不仅仅是它的经济、社会意义；是外出务工的全过程――因为工业发展的需要和现行人口管理制度的制约，使农村人源源不断地外出和绝大多数最终返回形成了一个个流动的全过程。

因此，我们在选择调查地点时，注意了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对应，我们把自己的调查地称做两个“环”：一个环是“广东――湖南”，另一个环是“北京――安徽”。

如果从1993年上半年开始设计算起，到1996年上半年结题，我们的调查和研究可以说历时3载。1994年夏天，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6市之中的9个镇（区），我们做了对乡镇（包括三资、私营）企业工人的问卷调查。采用的是“大部队流动作战”的方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和中山大学的师生联合组成调查队，从一地到另一地，在工厂、宿舍、街头，将问卷直接送到工人手中填答。这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021份，其中74.7％是女工，还有25．3％是作为参照的男工。在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从事的职业是多种多样的；而工作在三资、乡镇、私营企业流水线上的女工是数量最大、也是最典型的一种。虽然我们的调查还不能做到概率抽样，但是它所提供的数据基本上可以说明进入工厂的农村女性――打工妹们的现实状况。为了更详尽、更深入地了解打工妹的经历和心态，广东省妇女干部学校的同志选择了30余位在不同行业工作的来自农村的女性做了深入访谈。

接下去，是我们在1995年春节前夕利用民工返乡之机，对湖南一个山村做的调查。这个村所在地区邻近广东省，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到广东务工。我们进入了有返乡民工的60余户家庭做调查，询问了他们家里和外出两地的情况。

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外来的农村女性不像珠江三角洲那样大批未婚打工妹聚集于工厂，而是已婚、未婚者各有千秋，其职业复杂、经历丰富。其中的“安徽帮”曾声名显赫。我们就从安徽籍的务工者入手，对40余位主要是安徽籍的务工女（还有她们的丈夫，并有部分其他省份的）做了深入访谈。

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前往她们的家乡――全国闻名的“保姆之乡”安徽省无为县做了考察。在那里，我们访问了已退休回家的老一代保姆和回乡创业的昔日小保姆。

同时，每到一地，我们都与当地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群众组织的成员及企业管理者和研究者进行交谈，收集资料。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收入的，是本课题几项主要调查报告和论文，它们所使用的大部分数据和资料是课题组集体劳动的成果，但是观点和结论却属于报告撰写人；此外有几篇报告运用了课题组成员在本课题之外的调查。报告的撰写人分别是：李�（引子），李银河（珠江三角洲报告之一），周大鸣（珠江三角洲报告之二），谭深（北京市报告之一、湖南省嘉禾县报告之一、性别差异问题），冯小双（北京市报告之二），郭正林和周大鸣（湖南省嘉禾县报告之二），唐灿和冯小双（安徽省无为县报告），邓微（婚姻关系与家庭关系），金一虹（独特的婚恋方式及选择），唐灿（性骚扰问题）。

下篇是从课题组所做的80余份个人访谈材料中精选出来的27例访谈录。其中在北京的访谈对象全部来自农村，大部分从事拾遗补缺性的务工经商活动；广东的访谈对象则大多在流水线上做工，除去作为主体的“打工妹”之外，亦有少数或从打工妹中成长起来的管理人员，或从事其他工作的女性；在湖南的访谈主要是在钟水村做的，其中包括少量的男性，作为女性打工者的背景和对照。

在所选个案的叙述风格上，我们尽量尊重访谈对象的“原生态”表达，尊重访谈者整理时的文字选择，而未做更多的编辑加工，目的是力求更真实、更原汁原味儿。相信读者会从这些活生生的材料中发现不少东西，并进而引起诸多的思考。为了尊重被访人，所有的姓名均为化名，有些涉及隐私的内容也被略去。

个案调查的访谈员主要是：屈宁、冯小双、郭正林、周大鸣、唐灿、谭深、金一虹、王红、邓微。

课题组冯小双为本书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最后的定稿由谭深完成。

对于课题组的成员来说，几年的研究倾注了我们太多的心血和感情，以至于对打工妹的关注已成为我们生活内容的一部分。在这些文章完成之后，许多人的追踪访问仍在继续。我们出版这本书的目的，除了作为一项研究成果的汇报之外，更重要的是期待她能唤起社会给予这一群体更多的关注和关心。

在我们的调查和研究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调查地政府、社会组织的大力支持，特别要感谢的是：广东省乡镇企业局，中山市小榄镇政府，珠海市乡镇企业局、市劳动局、市妇联和前山镇政府、湾仔镇政府，深圳市蛇口陆氏公司，深圳市宝安区政府和西乡镇政府，东莞市桥头镇政府，广州市新�镇政府，南海市平洲镇党委和镇政府；湖南省郴州地区农委、郴州市委，嘉禾县委和县政府，钟水乡党委和乡政府，钟水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安徽省无为县妇联等。感谢他们实事求是地向我们介绍情况，并为我们的调查提供了种种方便。

参与我们调查的中山大学行政学系94级毕业生兰红毅、曾宇平、赖雅、罗少荷、罗安余、庄慧娟、曾旭慧、何丽红同学以及94级其他一些同学，她（他）们在调查中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和特有的智慧、勇气和吃苦精神，使我们在珠江三角洲艰苦的调查工作得以圆满完成。

我们还要感谢福特基金会的白梅女士、张烨女士和麦斯文先生，这项研究得以开展和进行与她（他）们先后给予我们的肯定和帮助是分不开的。社会学研究所的领导和有关同志在课题进展中也不断给予了支持和鼓励，尤其是所长陆学艺先生和《社会学研究》的总编张琢先生。

当然，我们应当感谢的还有许多帮助过、支持过我们的同仁和朋友，包括接受过我们调查和访问的打工妹、打工仔和其他农村务工者们，她（他）们真诚的倾诉不仅帮助了我们的研究，而且她（他）们在磨砺中成长的经历也是这一时期累积下的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1997年8月开始，我们又开始了本项研究的第二期课题，这一期课题的重点放在了“回流”女性上，即那些可能已完成流动的“全过程”的女性。再过几年，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我们想重申，我们从事这样一个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最大期望是：促进变革的中国社会协调稳定地发展，促进推动了这一变革的农村外出务工群体的健康成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农村外出务工女性”课题组

199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