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典籍引〈周易〉、〈論語〉、〈孟子〉資料彙編》(合訂本)是「先秦兩漢文獻引經叢書」之一。本叢書利用現有「先秦兩漢一切傳世文獻電腦化資料庫」的研究成果,全面檢索先秦兩漢文獻引錄十三經(包括《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孟子》、《論語》、《爾雅》及《孝經》)的文例。《先秦兩漢典籍引〈周易〉、〈論語〉、〈孟子〉資料彙編》所列《周易》、《論語》、《孟子》經文,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的《逐字索引》為底本。
《周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經書,異文特多。《周易》異文的內容,包括古今字、假借字、同義字、衍文、脫文,不一而足。本書彙輯先秦兩漢所載《周易》異文,由於這批典籍距古不遠,所稱引的經傳較接近原書面貌,對釋讀和校讎《周易》,不無裨助。《論語》是儒家的原始經典,記載孔子及其門弟子的言行。本收錄先秦兩漢典籍所引《論語》,按經史子集次第排列。通過對讀、比較,對《論語》的解讀及是書與先秦兩漢典籍的關係,可有更深的體會。《孟子》七篇,戰國孟軻撰,當中也有弟子的筆墨。先秦兩漢典籍所載《孟子》異文,對於其書文字的詮釋、假借、校勘等問題,均可供參考。
陳雄根、何志華均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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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当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第一印象是它的厚重和严谨。现在的出版物,很多追求的是“快餐式”阅读体验,信息量大但深度不足。然而,这套《唐宋类书徵引资料汇编》给我的感觉是扎实的、耐得住推敲的。它不像是一本通俗读物,更像是给专业人士准备的一份精密地图。想象一下,古代的抄书匠和编纂者,他们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挑选材料,汇集成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筛选。而这套书,就是把这个筛选的“痕迹”清晰地描摹了出来。我特别留意了其中关于《韩诗外传》的引文部分,很多现代学者都对《外传》的可靠性存疑,但它在唐宋的地位如何,往往只能通过零散记载来揣测。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把所有已知的、散落在不同类书里的引文都聚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可以量化的数据库。这种系统性的整理工作,本身就体现了极高的学术功力。
评分这套书的装帧和排版也透露出一种对内容的尊重。它没有花哨的设计,一切以清晰、准确为最高原则。能够将两部重要但常被割裂对待的文献的征引资料整合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高明的编辑策略。这使得研究者在比较两部文献在类书中的地位差异时,无需频繁更换书册,大大提高了研究效率。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人能看到并运用这套资料,因为它不仅仅是对历史文献的整理,更是对中古时期“学术史”的一次精妙的侧写。通过这些被引用的碎片,我们能更全面地理解唐宋文人在继承和发展先秦思想遗产时所付出的努力和所经历的筛选过程。这是一部需要时间去细嚼慢咽,但回报绝对丰厚的学术宝藏。
评分这套合订本,光看书名就让人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学术气息,简直是文史研究者的福音。我最近一直在琢磨唐宋时期古籍的流传和引用情况,尤其是那些被后世视为“杂家”或“非正统”的文献,比如《孔子家语》和《韩诗外传》,它们在那个时代的接受程度和传播轨迹究竟是怎样的?这套书正好切中了我的研究痛点。它不是那种泛泛而谈的综述,而是实打实的“资料汇编”。这意味着,我可以直接从源头上追踪到历代类书的编纂者是如何看待和引用这些古籍的,哪些篇目被频繁征引,哪些可能被忽略或误读。这种细致入微的爬梳工作,是任何二手研究都无法替代的。我尤其期待看到那些被后世失传的佚文,是否能通过这些类书的零星记载得以重建冰山一角。对于想深入研究先秦两汉文献在中古社会的生命力的学者来说,这套书无疑是案头必备的“金矿”。它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结论,而在于提供无可辩驳的原始证据链,让人可以放心地在自己的研究中进行构建和论证。
评分对于一个长期沉浸在古典文献中的读者来说,这样的汇编本最大的魅力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考古式”的阅读体验。你不是在读一篇写好的历史,而是在现场观看历史是如何被记录和转译的。比如,一个在《太平广记》中出现的典故,它可能在更早的《初学记》里就有相似的影子,而这两者可能都源自某个唐代类书对《孔子家语》的引用。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顺藤摸瓜,追溯到那个知识传承的链条。我甚至可以借此判断,某些流传至今的“家语”篇目,在唐宋时期是否已经被认定为孔子本人所作,还是已经被视为后人的附会之辞。这种对文献“身份”变化的追踪,比单纯阅读文本本身要有趣得多,它让你感受到文字的“生命力”和历史的复杂性。
评分我必须承认,这本书的阅读门槛是比较高的,它面向的绝对不是普通大众,而是那些需要精确考据的学者或高阶学生。它几乎可以视为一部工具书,但又比一般的工具书拥有更强的叙事性——只不过这个“叙事”是通过原始资料的排列组合来完成的。我花了些时间对比了不同类书的引用习惯,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同类书的编纂宗旨(比如侧重礼乐、史事还是说部)决定了他们对《家语》和《外传》的选择性采纳。例如,侧重儒家经典的类书可能更倾向于引用《家语》中具有教化意义的段落,而侧重杂闻轶事的则可能偏爱《外传》中的奇特故事。这种结构性的偏好,清晰地揭示了唐宋士人知识结构中的重叠与分化,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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