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说明

《申報》始創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爲當時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之一。一九三二年，《申報》爲紀念創刊六十周年而創辦了《申報年鑑》，於一九三三年出版第一期，此後每年一期，至一九三六年，共出版四期，後因上海淪陷而停刊；一九四四年，在日僞的控制下復刊，僅出版了一期，成爲宣傳“大東亞共榮”的工具；抗戰勝利後，因後繼乏術，未能續出。《申報年鑑》前後總計共出版五大巨冊，近千萬字。

一九三三年三月，《申報年鑑》第一期問世。時年九十四歲的復旦大學創始人馬相伯先生欣然在扉頁上題字，《申報》總經理史量才撰寫了卷首語——《申報六十周年發行年鑑之旨趣》。在此文中，史先生詳述了在《申報》和《申報月刊》之外創辦《申報年鑑》的原因，以及三者之間的關係。在他看來，年鑑的一個重要職責是統計：“結集各種統計，以供按索，爲年鑑之職責。因之，本館於日報、月刊之外，乃復有年鑑之編輯。以月刊輔日報，乃又益之以年鑑，俾日報、月刊爲經，年鑑爲緯。論時治史者得日報爲之備載無遺，月刊爲之徵引提舉，而年鑑之統計史表，則又足以包舉日報、月刊而增補其未能詳於旦夕經月之間者。合三事錯綜以觀之，庶足無挂漏之虞、煩瑣之患乎?”他認爲，年鑑的“統計史表”，是日報、月刊的重要補充，而《申報》由於創辦六十年而首尾銜替、通信網絡遍佈、菟集搜羅材料至勤，完全有條件編纂年鑑，“能以一完全之通史，供當世之需要”。 《申報》總主筆張蘊和在其所作的序中，也認爲年鑑是各界人士所必需的，“非有年鑑，無以資逐年之比較；亦非有年鑑，無以供平常日用之參考”。

《申報年鑑》的主編張梓生在其《編者序》中，更是明確指出，《申報年鑑》的編撰，正是爲了彌補日報的記載“缺乏系統的敍述與綜合的探究”這一缺陷。但同時，他也認識到，大型年鑑的編撰，有重重難處：“經營草創，難期完備，一也；材料來源不同，每相矛盾，統計數字，尤難正確，二也；篇幅有限，事態無窮，既恐過繁，又懼遺漏，三也；世界經濟，浩無崖岸，附帶撮述，抉擇尤難，四也；世事變化，莫可捉摸，朝甫草就，暮成過去，五也”。儘管如此，在社會各機關團體、學術機構、專家學者的幫助之下，經過《申報年鑑》編撰人員的共同努力，首部年鑑終於於一九三三年順利推出。

民國二十二年《申報年鑑》

一九三三年的《申報年鑑》，爲三十二開，首尾均刊載有黑白廣告。欄目分爲：“一年來之國難”，“土地”，“曆象”，“人口”，“政制”，“考試”，“財政經濟”，“僑務”，“交通水利”，“社會”，“教育”，“出版、學術”，“宗教”，“六大都市（南京、上海、漢口、天津、廣州和北平）”，“國內大事日記、世界”和“便覽”等。

本次年鑑的編撰，“執筆從事者，凡三十有一人”，其中不乏孫懷仁、張倬漢這樣的財政經濟、政治法律專家。本次年鑑所用材料，除采自申報館所藏圖書外，均由派員或通函向各方徵求而來，中央暨各省政府機關、學術機構、公私社團等，都提供了大量重要的材料，相關的政府官員如崔唯吾、曾養甫，分別提供了“黨務”、“建設”兩篇所需的材料，著名學者如竺可楨、翁文灝、丁文江，分別提供了氣象、土地、學術等方面的材料，此外還聘任知名專家張宗弼、黃問歧等，擔任工業、教育等編的特約撰稿人。所選材料務以最新最確者爲標準，不得已時，亦選用其較新較確者。限於篇幅，選材務求精要。對關涉經濟的各門類，特加注意，以期適應時代要求。並附編世界篇，列入世界局勢的重要材料。

民國二十三年《申報年鑑》

鑒於第一次年鑑的風行全國，編撰者實行了“徹底改編之舉”：一、“各專家及各界之合作”。邀請國內各專家、專門人員、機關團體予以合作，或任專篇之編撰，或指示改進之要點，或賜以不易獲得之材料。爲此，還開列了“材料供給人”、“特約編輯人”兩表，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灝、農學家吳覺農，皆提供了材料或撰寫了部分篇章。

二、“通訊調查之試行”。針對第一次年鑑中所彙集的統計材料稍顯陳舊的缺點，於“人口”、“農業”、“合作”諸篇，試行進一步的通訊調查，結果人口編得十餘省民政廳及各市政府迅速寄與資料，參照各刊物中之人口表，編成“試編全國戶口數表”，其總人口數爲四萬七千三百五十三萬七千三百三十五，“與社會調查所王達先生調查結果相近”。“農業”、“合作”，也得到專家和學術團體所寄的重要調查、統計資料，數據更加可靠。

除此之外，在欄目編排上，還廢除不重要的篇目，合併性質相類者。

民國二十四年《申報年鑑》

一九三四年底，申報總經理史量才先生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次年出版的《申報年鑑》，於封面刊載了“史量才先生遺影”，以爲紀念。此年度的年鑑，進一步加強了與各方面的協作，尤以“外交”、“工業”、“水利”諸編，較往者革新較多。同時，繼續推廣通訊調查，“如圖書館之新統計，礦業編之新數字，其調查多賴浙江省立圖書館與地質調查所之合作進行”。此外，還於新近出版的圖書雜誌中，采輯切要精當的單篇專著，如新聞事業調查，就采自申時電訊社出版的《報學季刊》。

值得一提的是，此年度的“國內外大事概述”、“國防”、“國內外大事日誌”三種，因故出版延誤，特作爲補編，于同年稍後單獨出版。

民國二十五年《申報年鑑》

此年度的年鑑，內容有所增加，如金融編中增加了“保險”、“公司債”，“商業編”的“絲”、“茶”、“棉”等項下，各加入一年間世界市場之供求情形。欄目上，將“教育編”與“學術宗教出版編”合併爲“教育文化編”。編輯者爲因應社會各方面所提注重經濟的建議，於“工業編”、“礦業編”大幅增加材料，前者甚至增加一倍以上，且均經專家悉心編撰，其餘財政、公債、金融等各編，內容上亦更加充實。大事記述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止，統計亦采最近發表者，注重時效性。經通訊調查獲得的材料而編訂的各表，若與各機關發表的統計內容上差距過遠，則將各統計一併刊載，以資參考。

民國三十三年《申報年鑑》

爲日僞時期的出版物。民國三十一年冬，《申報》前總編陳彬龢出任僞申報社社長，即計劃年鑑的復刊，於次年五月開始籌備，制定編輯體例，以一九四二年七月初至一九四三年六月底期間的材料爲中心，同時爲銜接上期（民國二十五年），補入民國二十五年後的材料。編撰於本年十月完成，然而因月底汪僞與日本侵略者簽訂了“中日同盟條約”，情勢丕變，“爲適應新情勢”，同時遵照日僞當局的指示，編者將編輯方針進行了調整，重新進行編撰。關於一年間的資料，改自民國三十二年初至同年底爲止，國外部分以“大東亞共榮圈”爲重心。因事出倉促，有些部分刪改不易，因此保留了相當部分前期已編撰完成的稿件，而兩者的體例並不一致。本次年鑑的編撰，得到汪僞各機構及擔任僞職的專家學者的協助，國外材料還得到德國情報處、意大利大使館的幫助。各篇的撰稿人均于篇名下注明。

總體來看，此次年鑑的編撰，實爲日僞宣傳“大東亞共榮”的工具，另一方面，材料獲得受到戰時的局限，特別是改編倉促，因此造成其編撰質量不高。儘管如此，鑒於它保留了大量的珍貴數據，特別是其在《申報年鑑》編撰史上的延續性意義，我們將之影印出版，以供學者進行批判性的研究。

《申報年鑑》前後共出版五次，得到了廣大讀者的認可（主要是前四次），曾風行一時。它的成功，固然與申報館深厚的積累和暢通的通訊網絡有關，但編撰者認真負責的態度，卻是最爲重要的。從其所列的參考書我們可以看到，編撰者共參考了各種公報、施政報告等官方出版物，重要的學術期刊、學者著作等研究成果，還包括有關中國的中、英、日、俄文年鑑，基本涵蓋了當時大部分的重要文獻，言必有據，絕非泛泛而談。在編撰的過程中，還延請社會名流、專家學者提供材料，徵求他們的意見，或直接聘任爲特約撰稿人，這樣就使得年鑑的編撰質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達到了一定的學術高度。編撰者還高度重視資料、圖表的重要性。作爲一種綜合年鑑，爲適應廣大讀者的不同需要，必定涉及門類廣泛，但這絕不意味着空疏，從總經理史量才到主編張梓生，無不強調資料、統計的重要性、準確性和時效性。這一點得到了很好的貫徹，每一期的年鑑，統計圖表都占了相當大的篇幅，而且十分注重數據的質量。如“人口統計”這一部分，不僅有各省民政廳的統計，還有“郵局調查各省人口數表”、“海關調查各省人口數表”，利用多重資料、多個角度來估算人口，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編撰者們嚴把質量關，經常造成已經調查好的資料要重新調查，已經編訂好的文稿要重新編訂，從而使出版延期，但他們仍堅持不懈，而且在編撰過程中能夠聽取專家、讀者的意見，不斷總結，不斷改進，最終才將這一經典的年鑑逐步定型。

在民國時期的年鑑出版熱潮中，《申報年鑑》無疑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它系統地整理了民國時期的重要史料，與同時期的其他綜合年鑑相比，無論在規模大小、數據的準確性、資料的可靠性，還是在出版的延續性等方面，都具有突出的優勢，可謂是民國時期年鑑的一個傑出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申報館是獨立的新聞機構，但受到編撰者個人政治立場及時代環境的影響，它在個別地方特別是政治方面，存在不甚客觀之處；史量才先生遇刺後，報館的政治立場趨於保守；上海淪陷時期，它更是淪爲日僞宣傳的工具。這些都要求我們在閱讀的時候需加以辨識。

我社一直致力於民國文獻的整理出版，爲方便專家學者檢閱，近期推出“民國年鑑叢刊”系列，集中影印民國時期年鑑類的工具書。前期所推除《申報年鑑》外，還包括伍德海（Woodhead）所編纂的英文《中華年鑑》（The China Year Book，1912～1939），一中一西，皆頗具代表性，閱者可對照參考。

二○一○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