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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盛世风云录：兼论安史之乱前后文坛流变》 本书聚焦于唐代中叶，一个从极盛走向转折的关键历史时期，旨在通过对彼时文学创作的深入剖析，展现那个时代波澜壮阔的社会面貌与思想脉动。全书以安史之乱作为核心分界点，细致考察了盛唐的恢弘气象，以及中晚唐在动荡中孕育出的新文学风貌。 第一部分：开元天宝，气象万千的文学黄金时代 本部分详细梳理了唐玄宗统治前期，特别是“开元盛世”时期，诗歌、辞赋乃至散文所达到的艺术高峰。我们不再仅仅停留在对李白、杜甫等巨匠的简单罗列，而是着重分析了特定主题在这一时期的演变。 第一章：盛唐边塞诗群体的群体生态与主题转向 这一章深入探究了王昌龄、岑参、高适等边塞诗人的创作动机与艺术手法。重点分析了“和亲”政策下，宫怨、思妇等传统主题如何被赋予了更宏大、更具家国情怀的色彩。例如，对“军旅生活”的描绘，如何从早期的浪漫化转向中晚期的沉郁顿挫，反映了边疆局势微妙的变化。通过对大量佚失诗篇的考证性重建，我们力图还原一个更为立体和复杂的盛唐军事文化图景。特别指出，彼时士人对“功名”的追求与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之间的内在张力，如何成为推动诗歌意境深化的重要动力。 第二章：宫廷宴乐文学的精致与虚无 本章聚焦于承平之世宫廷文化对文学的巨大影响。我们考察了唐玄宗时期教坊音乐的兴盛，以及由此催生的歌行体、曲子词的成熟。通过对大量乐府旧题新唱的文本对比，揭示了上层社会的奢靡生活如何通过艺术形式得以记录，同时也暴露了其背后潜藏的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着重分析了“霓裳羽衣曲”等乐舞的文学基础，探讨了这些作品中对“仙境”描绘的审美趣味，以及这种审美趣味与民间文学的差异。 第三章：南方的山水田园：一种审美的避世 盛唐的文人并非全然沉溺于庙堂与边关。本章将目光投向南方，分析了孟浩然、王维等人在山水田园诗中构建的“理想国”。这种田园生活并非简单的农耕记录，而是一种高度提炼的哲学寄托。我们探讨了佛教禅宗思想如何渗透到山水描摹之中，使得景物描写超越了写实层面，达到了一种“空”与“有”的辩证统一。 --- 第二部分：天宝之变与中晚唐的文学新局 安史之乱不仅是政治的分水岭，更是文化思想的巨大断裂。这一部分着重描述了乱后文人如何重塑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文学语言如何随之发生深刻的变革。 第四章：杜甫的“沉郁顿挫”：战乱中的现实主义重建 杜甫的创作被视为中晚唐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石。本章不再仅仅强调其“诗史”地位，而是深入剖析其艺术手段的革新，特别是他如何将口语化、纪实性的叙事融入高度凝练的格律之中。重点剖析了“三吏”“三别”中叙事视角的转换，以及对民间疾苦的直接介入，这在盛唐文学中是罕见的。同时，对比分析了战乱前后，杜甫对“国家兴亡”这一主题的认知变化。 第五章：中唐文人集团的形成与“新乐府运动”的思潮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朝廷疲弱，文人群体开始更加关注社会治理与政治革新。本章详细梳理了白居易、元稹等“元白”集团的形成及其对文学观念的革新。我们认为，“新乐府运动”的兴起，标志着文学开始自觉地承担起“补察时政”的社会责任。通过对《长恨歌》《琵琶行》等篇目的结构分析，揭示了其语言的平易化倾向，以及对民间故事的借鉴，这与盛唐追求的“典雅”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六章：晚唐的精致与感伤：审美趣味的内向化 随着唐王朝的进一步衰微，文人的目光逐渐收回到个体生命体验与精致的感官世界。本章探讨了李商隐、杜牧等晚唐诗人如何将诗歌推向了“唯美主义”的极致。对李商隐隐晦朦胧的爱情诗、政治咏怀诗进行了详细的文本解读，指出其语言的象征性与多义性，是特定历史环境下文人自我保护与精神寄托的体现。同时，分析了晚唐士人对“往日繁华”的追忆与感伤，如何形塑了其独特的颓美情调。 结语：从盛唐到晚唐的文学精神轨迹 本书最后总结了唐代文学在近百年间的变迁轨迹：从盛唐对宇宙、边塞、理想的宏大叙事，转向中唐对社会现实的介入和批判，再到晚唐对个体情感和精致语言的沉溺。这种转变不仅是艺术风格的更迭，更是士人面对动荡时代，心态调适与文化自我救赎的完整写照。全书旨在提供一个宏观的、兼具史识与文本分析深度的唐代中后期文学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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