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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农业税历程》主要内容简介：2005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2006年全部免征农业税。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决定1958年6月3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至此，新中国的农业税走完了它的全部历程。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农业税，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现代中国从由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城乡一体化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宣告了2600多年来我国对土地、农民连续单独课税历史的终结。
煌煌农耕史诗：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变迁的宏大叙事 《煌煌农耕史诗：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变迁的宏大叙事》 旨在以宏阔的视野和精微的考据，勾勒出中国古代社会从远古萌芽至晚清帝国衰落这段漫长历史中，农业经济形态、技术革新、土地制度演变以及国家财政与农业生产之间复杂而深刻的互动关系。本书并非聚焦于某一时期的税收细节或特定政策的得失，而是着力于描绘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脉络、支撑庞大帝国的物质基础的构建与瓦解，以及由此塑造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 第一部分：源起与奠基——史前至秦汉的农耕文明曙光 本书伊始，我们将追溯中华文明的源头——新石器时代的农业起源。重点探讨早期农作物的驯化过程，如粟、黍、稻的地理扩散及其对早期聚落形态的影响。此处不涉猎后世的赋税结构，而是关注原始的土地利用模式和初级的生产组织形式，如氏族公社制下的劳动协作与剩余的初步积累。 进入夏商周时期，井田制的理论模型与现实操作成为焦点。我们详细分析了周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识形态如何落实到对土地的实际控制上，并探讨了分封制下，贵族阶层对农业剩余的直接攫取方式——这本质上是劳役和实物的征集，而非后世意义上的“税收”。重点剖析了“礼乐制度”如何内化为对农业生产秩序的维护。 秦朝大一统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农业管理体系的第一次重大变革。秦律对土地私有权的承认与确立，为后世税制的建立奠定了法律基础。本书详述了“初税亩”的意义，将其置于国家权力向地方延伸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我们着重分析了这一阶段国家对农业资源的动员能力，以及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如都江堰）在提升区域性粮食产出方面所起的作用，但不深入探讨秦汉时期的具体田赋征收比例或折算标准。 汉代是古典农业经济形态成熟的阶段。书中深入剖析了“编户齐民”制度的形成，以及土地兼并问题在西汉中后期开始显现的社会危机。我们着眼于汉武帝时期推行的“均输平准”政策，将其解读为国家干预商品经济和粮食调控的早期尝试，而非直接的农业税调整。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势力的崛起及其对小农的挤压，被视为中央财政基础被侵蚀的早期信号。 第二部分：演进与平衡——魏晋南北朝至唐宋的赋税体制重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荡，使得传统的土地管理体系几近崩溃。本书将重点放在北方均田制的恢复与实践上，分析其在人口统计、土地分配和国家财政收入之间的权衡。我们探讨了粟米等实物在不同政权间作为主要财政工具的角色，以及地方豪族通过隐匿土地来逃避国家资源调度的现象。此部分关注的是“占有”与“分配”的动态平衡，而非税率的精确计算。 隋唐两代的租庸调制，是古代赋税制度的巅峰之一。本书将租庸调制视为一种基于人口和土地双重核算的综合性国家供给体系。我们详细阐述了“租”（粮食）、“庸”（劳役）和“调”（布帛丝织品）三项构成的逻辑，强调其核心在于尽可能地将自由农民纳入国家的直接管理和供养体系中。此处侧重于制度设计对小农家庭生命周期的影响，例如“丁男服役”对青壮年劳动力的长期抽离效应。 唐代后期，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僵化的庸调制度难以为继。本书详述了“两税法”的产生背景与结构性变革。我们着重分析了从“以人为本”向“以资产为本”的转变，即赋税征收开始主要依据土地和财产的多少，而非简单的人丁数量。此项变革对地方财政自主性的提升，以及对社会阶层固化的潜在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但分析焦点在于“制度的结构性转变”，而非具体征收额度的变化。 宋代是中国经济史上的关键转折点。“方田均税法”的推行被视为对土地清查和税基稳定的重要努力，书中细致考察了这一制度在不同地区的实践效果及其在技术层面的创新（如丈量工具的应用）。此外，宋代的“农会”与“义仓”制度，被视为民间互助力量对国家保障体系的补充，反映了国家在灾害应对中角色的微妙变化。 第三部分：成熟与僵化——元明清的土地控制与财政压力 元代，由于民族统治与本土传统的碰撞，土地政策呈现出复杂性。本书探讨了“占城稻”等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对南方农业产出的提升，以及在北方实施的土地丈量工作所面临的阻力。元朝的财政结构中，商税和盐铁专卖的比重相对上升，农业赋税的结构及其在全国财政中的占比变化，是此阶段考察的重点。 明代是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定型期。“一条鞭法”的推行被视为对前代杂繁税制的一次系统性整合和简化。本书将重点阐述“一条鞭法”的核心在于将赋役折算成白银支付，即赋役的“货币化”。我们分析了这一举措对农业生产的刺激作用（鼓励农民进行商品化生产以获取白银），以及它如何与全球白银的流入产生关联，但对白银的具体汇率或地方摊派的细节讨论从简。 清代继承并发展了明代的财政结构，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乾隆盛世下的人口爆炸性增长，对既有的土地承载能力构成了巨大压力。书中探讨了“摊丁入亩”这一历史性的重大改革，指出它最终实现了清朝税制结构从“丁税（人头税）”的彻底剥离，使农业赋税完全回归到对土地的征收上来。然而，我们同时指出，这种改革在不同省份推行速度和程度的差异，以及地方官吏在“加征”和“火耗”等名目上积累的权力，如何侵蚀了中央财政的稳定性和税收的公平性。 全书的论述始终保持在对宏观经济结构、制度演变逻辑和国家权力运行的考察上，避免陷入对具体税率、征收工具或地方性田制调整的琐碎罗列。它着重展现的是农业作为国家生命线，如何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阶段被制度化、被管理、被依赖，并最终影响了整个文明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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