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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教学研究与指导丛书·体育与健康教学研究与指导》是在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教学研究室的指导下，由教研人员和一线教师共同努力完成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教学研究与指导丛书·体育与健康教学研究与指导》对高中体育与健康新课程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做了具体的要求，还根据不同内容，提供了详细的案例，供学校教师参考，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论 导言：文学与思想的千年交响 本书旨在全面梳理和深入剖析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演变脉络与核心议题。我们不将文学视为纯粹的审美活动，而是将其置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哲学和伦理的宏大背景之下，探讨文学观念是如何被时代思潮形塑、反作用于社会实践的。本书的视角力求跨越传统的文学史分期，着重于思想观念的内在逻辑与相互影响。 第一编：先秦诸子与文学的滥觞（约400字） 本篇聚焦于先秦时期，这是中国文学思想奠基的时代。我们将从“文”与“道”的初步关系着手，探讨早期文献中蕴含的朴素的文学观念。 一、诗教的起源与儒家早期思想： 重点分析《尚书》、《周礼》中“美、善”的关联，以及孔子对《诗经》的推崇——“不学诗，无以言”。深入探讨“兴、观、群、怨”的功能论，将其置于社会教化与道德培育的框架下。这里的“言志”并非后世狭隘的抒情，而更多指向对社会秩序的肯定和对“仁”的践行。 二、道家对“言”与“文”的批判： 考察老庄思想如何对早期的“文”进行深刻的反思。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庄子“以无为为有余”的思想，构成了对刻意雕琢和人为文辞的根本性消解。这种思想预示了中国哲学对“自然”与“本真”的永恒追求，对后世文学的自然流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墨家与功利主义的视角： 墨家“尚同”、“非乐”的观点，体现了早期对文学艺术价值的功利化、实用化衡量。虽然其观点在后世文学主流中被边缘化，但其对“文”的社会效用性的关注，为后世的“文以载道”提供了早期思想资源。 第二编：汉代经学化与文学的典范确立（约350字） 汉代是文学开始从纯粹的官方史学、政治应用中脱离，逐渐形成独立审美品味的关键转折点。 一、汉赋的恢弘与文体意识的萌芽： 探讨汉赋在结构、辞藻上的铺张扬厉，如何体现汉代大一统帝国的气象。司马相如的辞赋不仅是技巧的展示，更是“德音”与“盛世”的书写策略。同时，分析赋的“体裁”意识，标志着对文体规范的自觉。 二、经学对文学的规制：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文学被置于经学的从属地位。这强化了“文以载道”的官方论调，使得文学的政治伦理功能被空前放大。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这种规制也促使文人开始在体制内寻求表达的张力。 三、史学与文学的交融： 司马迁的《史记》是此阶段的巅峰。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抱负，体现了史学对文学化叙事的自觉追求。太史公的“发愤著书”，将个人情感与历史书写完美融合，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为人生而著述”的典范。 第三编：魏晋风度与主体精神的觉醒（约450字）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这种动荡催生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深刻的个体意识的爆发。 一、玄学的兴起与文学的自觉： 竹林七贤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对汉代僵化教条的强烈反叛。何晏、王弼对“有”与“无”的探讨，解放了士人的精神世界，使得文学的关注点从外在的社会伦理转向内在的精神体验。 二、文学批评的开端： 曹丕的《典论·论文》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的正式诞生。其“文以气为主”的论断，将文学的本质从道德教化提升到了“风骨气象”的层面，肯定了作家个体才性的重要性。 三、山水诗与个体情感的内化： 探讨玄学如何渗透到山水文学中。谢灵运的“祖述陶潜而稍有发明”，王维的诗禅合一，展示了士人如何通过自然景观来寄托和安放他们动荡不安的内心世界。文学不再仅仅是“言志”，更是“抒情”的艺术，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成为核心主题。 四、文学的审美化倾向： 钟嵘《诗品》对作家才情和作品品格的区分，以及刘勰《文心雕龙》对文体、辞采、意蕴的系统性建构，标志着对文学独立审美价值的深度挖掘。刘勰对“神思”、“风骨”、“情采”的论述，构建了一个复杂而精密的古典美学体系。 第四编：唐宋的集大成与理论的定型（约300字） 唐宋时期，前代积累的思想资源被整合、深化，文学理论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一、初唐的格律化与盛唐的“气象”： 初唐对声律的注重，体现了文体形式的进一步精致化。盛唐诗歌，如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飘逸雄奇”，是“道”与“才”结合的典范，他们将个人的忧患意识融入国家命运的书写中，将“言志”推向了兼具广阔社会视野和深邃人性关怀的高度。 二、中晚唐的文学变革与“文起八代之衰”： 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是对骈文形式主义的决裂，其核心思想在于恢复“雅正之道”，强调文章的实践意义和思想深度。柳宗元在山水文学中融入的个体孤独感，预示着宋代士人精神的转向。 三、宋代理学对文学的重塑： 理学（程朱理学）对“天理”和“人欲”的强调，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复杂影响。一方面，它要求文学回归本体论的探讨，对语言的精确性和义理的阐发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对文学是否会沦为僵硬教条的争论。苏轼以“随物赋形”和“论心世事”的态度，成功地调和了理学对文学创作的约束，开创了文学的旷达之境。 结语：不朽的对话 本书最后将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核心矛盾——“道”与“文”、“志”与“美”、“社会”与“个体”——进行总结。这些思想遗产不仅构建了古典文学的理论基石，也持续地影响着我们对语言、艺术与人生意义的理解，构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不断深化的文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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