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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铭集(下)》选有《张玄墓志铭》《美人董氏墓志铭》《苏慈墓志铭》《太仆卿元公墓志铭》等，这些墓志往往因出土较晚，所以保存完好，字口清晰，风格多样，意趣横生，代表了北魏-隋书法风格的一个方面，供广大书法爱好者临习。
墓志铭是中国古代一种悼念性的文体。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坟前。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体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体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可以是自己生前写的（偶尔），也可以是别人写的（大多）。主要是对死者一生的评价。
翰墨丹青：古代书画艺术的流变与精粹 本书旨在深入探赜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源流嬗变，从岩画遗迹的遥远回响，到近现代大师的巅峰气象，勾勒出一幅恢弘而细腻的艺术长卷。我们不侧重于对特定碑刻、法帖的逐一罗列与考据，而是聚焦于艺术观念、审美取向、技法革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在逻辑与外在表现。 第一章：源起与雏形——先秦至魏晋的艺术萌芽 本章追溯书画艺术的早期形态。在文字尚未完全脱离图像独立之时，艺术的表达便已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中探寻抽象与具象的早期尝试，分析陶器、玉器上的刻画符号如何孕育了后世的线条意识。 随后，重点探讨帛画与漆器的装饰，这些出土实物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早期设色和构图的直接证据。周秦的礼器铭文，虽被后世视为“金石学”的范畴，但其文字结构与装饰布局，已然蕴含着朴拙而庄重的审美趣味，为后来的篆隶书风奠定了基调。 魏晋南北朝是思想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佛教艺术的大量传入对本土绘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本章将详细剖析“顾恺之的传神论”如何确立了中国人物画的理论基础，以及“曹衣带水，吴带当风”所揭示的早期线条的动感与精神性。同时，探讨佛教造像中，犍陀罗艺术与本土雕塑传统的融合，如何促使人物造型由扁平化向立体化过渡。 第二章：盛唐气象与双峰并峙——唐代的艺术高峰 唐代，国力强盛，文化自信达到了顶峰，书画艺术亦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 绘画方面， 本章着重分析唐代绘画的两大主流：人物画的成熟与山水画的兴起。阎立本、吴道子代表的宫廷画风，以严谨的法度和宏大的叙事性著称，尤其对线条的运用已臻化境。我们辨析“吴带当风”与“钉头鼠尾”等具体技法的内在联系。同时，对“盛唐气象”进行解读，探讨这种气象如何体现在艺术作品的雄浑、饱满和对生命力的赞颂上。 山水画 在此时开始独立发展，李思训父子的“金碧山水”代表了一种富丽堂皇的官方审美取向，它标志着山水画在题材上的地位提升。 书法方面， 唐代是楷书的“黄金时代”。我们不仅考察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初唐四家”如何将隶书的方正结构规范化、精细化，更要深入分析颜真卿和柳公权的风格差异——颜书的雄浑开张与柳书的遒劲内敛，它们分别代表了儒家入世精神与士人自持的两种极致体现。本章还将简要论述草书的蜕变，张旭、怀素如何将情感的奔放推向了极致。 第三章：文人趣味的觉醒——宋代的雅化与内敛 宋代，随着理学的发展和士大夫阶层的崛起，艺术的重心开始向“写意”和“内省”倾斜。 绘画的核心变革在于“文人画”概念的形成。我们详细梳理苏轼提出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理论，分析其如何确立了笔墨情趣高于形体描摹的审美标准。 山水画 在宋代达到了理论和技法的双重成熟。范宽的雄伟气象、郭熙的“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构图理论，以及李唐、刘松年等“南宋四家”在笔墨趣味上的精微变化，共同构建了宋代山水画的典范。 花鸟画 在宋徽宗的推动下，走上了工笔写实的巅峰，但同时，水墨写意作为文人自我抒发的方式也并行不悖。 书法艺术 在宋代走向了“意趣”的探索。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组成的“宋四家”，他们不再拘泥于唐楷的法度，而是追求个性的解放。我们探讨黄庭坚如何将线条拉长，形成疏朗的视觉效果，以及米芾如何以“刷字”表现其潇洒不羁的性情。这种对“天真烂漫”和“天然”的追求，是宋代士人精神状态的直接反映。 第四章：复古与创新——元、明、清的书画交响 元代，在异族统治下，书画艺术的“避世”倾向尤为明显，“复古”成为一种精神上的抵抗与慰藉。赵孟頫是这一时期的关键人物，他倡导“上追晋唐”，力图恢复古法的精气神，其楷书和行书对后世影响深远。 元代文人画 的发展，以“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为代表，他们将山水画完全纳入了个人精神世界的表达，笔墨语言更为简练、意境更为萧瑟清幽。 明清两代，书画艺术进入了一个“综合与分流”的时期。 明代， 以“院体”的延续（如戴进、吴伟）和“吴门画派”的雅致（沈周、文徵明）为两条主线。吴门画派的工笔细腻与文人写意精神的结合，代表了江南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主流审美。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虽然带有主观色彩，却为后世梳理画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 清代 的艺术探索更为多元化。 正统的回归与突破： “四王”继承了董其昌的理论，力求将元明以来的笔墨技法融会贯通，代表了一种集大成的学院派风格。 个性的张扬： 以“四僧”（髡残、八大山人、石涛等）为代表的个性化探索，他们通过夸张的造型、强烈的笔墨对比，表达了对时代和传统的复杂情感。八大山人的“寥寥数笔，寓万千意”，是写意艺术的又一次极致拓展。 碑学兴起对书法的冲击： 乾嘉时期，金石学研究的深入，促使书家开始质疑自唐代以来对“二王”的过度推崇，转而从汉魏碑刻中汲取力量，形成了碑学对帖学的挑战，使得书法的面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本书通过对这些艺术思潮、理论构建和风格演变的梳理，旨在展现中国古代书画艺术是如何在继承中不断自我革新，如何始终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哲学观念紧密相连，最终形成其独步世界的艺术魅力与文化深度。读者将得以领略艺术家的心手相应，感受历史的脉搏在笔墨之间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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