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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经济学中的权力、制度与发展：一个跨国视野 本书探讨了全球化时代下，国家、市场与社会力量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重点聚焦于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核心议题——制度的演变、政策选择的后果以及发展路径的差异。 本书超越了对单一国家或单一理论模型的简单描绘，致力于构建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框架，用以理解现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形成与重塑。我们深入剖析了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家如何通过构建特定的制度安排来调控资本积累、劳动力市场与社会福利，并阐释了这些制度选择如何最终塑造了国家的发展轨迹和不平等格局。 第一部分：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与方法论重构 本部分首先对比较政治经济学（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CPE）的理论传统进行了梳理与批判性反思。我们追溯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源，考察了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后福利国家理论的核心论点，并探讨了它们在解释当代全球化挑战时的局限性。 制度的层次分析： 传统分析往往将制度视为静态的规则集合。本书提出了一种动态的、多层次的制度分析方法。我们区分了“强制度”（如宪法、法律体系）与“弱制度”（如社会规范、行业惯例），并考察了它们之间的互馈关系。特别关注了制度的“路径依赖”现象，即历史决策如何限制了当代政策制定的空间，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制度的“临界点”会引发根本性的变革。 跨国比较的方法论挑战： 在全球化背景下，比较研究面临着“单位缩小”与“外部性溢出”的双重挑战。本书倡导结合“最相似系统设计”与“最不同系统设计”，辅以“过程追踪”和“机制识别”的定性研究方法，以期在控制变量的同时，揭示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因果机制。我们强调，单纯的宏观数据比较不足以解释现象背后的社会和政治逻辑，必须深入到政策制定的微观过程之中。 第二部分：资本积累的全球结构与国内后果 本部分聚焦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重组及其对各国经济结构的影响，特别是劳动力市场、金融化和产业政策的演变。 金融化与国家角色的转变： 全球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对主权国家的监管能力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我们比较了不同类型国家（如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东亚模式）在应对金融风险和维持资本稳定方面的制度差异。研究发现，金融化并非一个完全外部化的力量，各国政府通过修改金融监管框架、私有化进程和主权债务管理，积极地参与了金融化的“本土化”。这种本土化的结果往往是社会成本的增加与精英阶层的财富固化。 全球价值链（GVCs）与劳动力的分化： 全球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生产过程的碎片化。本书详细分析了跨国公司如何利用GVCs来重塑生产地与消费地之间的权力关系。重点考察了在GVCs中处于“上游”（研发、品牌管理）和“下游”（低附加值组装、服务）的国家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我们特别对比了依赖“成本竞争”的追赶型经济体与依赖“创新驱动”的发达经济体在应对劳动力技能极化方面的政策反应。 基础设施投资与国家能力： 在资本流动加速的背景下，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数字、交通、能源）成为国家吸引投资和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本部分比较了不同政治体制下，国家在规划、融资和执行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方面的效率与透明度。这包括对公私合营（PPP）模式的制度性风险评估，以及发展中国家在主权债务约束下进行长期投资的政治可持续性分析。 第三部分：社会契约的重构与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 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压力下，战后形成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劳资关系正经历深刻的重构。本部分关注社会政策的“去共同化”（de-commonalization）趋势及其政治后果。 福利制度的“紧缩”与“分层”： 面对人口老龄化、财政赤字和国际竞争，许多国家被迫削减公共开支。本书对比了不同福利国家（如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大陆欧洲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维护社会凝聚力方面的制度韧性。我们提出，福利制度的改革并非单纯的技术性调整，而是深刻的政治博弈结果，它决定了谁来承担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特别分析了健康、养老和教育领域的私有化趋势如何加剧了阶层间的机会不平等。 劳动力市场规制与工会作用： 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要求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传统集体谈判的权力。本书通过对欧洲和北美案例的比较，考察了工会在应对零工经济（Gig Economy）和非标准雇佣关系时的制度创新和衰退。研究表明，工会若能成功地将新的工作形式纳入集体谈判框架，国家的社会风险共担机制便能维持稳定；反之，则可能导致社会不满的激化和政治极化。 不平等与民主政治的互动： 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对民主质量构成了长期威胁。我们分析了财富集中如何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并系统性地考察了“精英俘获”（Elite Capture）的机制。这包括对竞选资金、游说活动以及对监管机构人事的制度性影响的比较分析。本书认为，只有通过强健的制度制衡（如透明的政治献金法、独立的司法机构），才能有效遏制经济不平等向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 第四部分：比较视野下的发展模式与新兴大国的崛起 本部分将比较分析的视角投向了全球南方和新兴经济体的复杂发展道路，特别是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及其对既有发展理论的挑战。 “发展型国家”的再考察： 经典的“发展型国家”理论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以实现工业化。本书审视了21世纪背景下，这种模式在资源获取、技术创新和国际关系方面的转变。我们对比了东亚模式（如韩国、台湾）与中国模式在国有企业改革、资本账户管理和技术追赶策略上的关键差异，并评估了这些差异对长期可持续性的影响。 资源诅咒与制度应对： 针对资源依赖型国家（如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部分国家），本书深入分析了资源收入如何扭曲国内的政治经济结构。我们比较了不同国家在建立“主权财富基金”和实施“代际契约”方面的制度设计，以应对价格波动和腐败风险。研究强调，制度的质量（产权保护、合同执行力）而非资源禀赋本身，才是决定长期发展成果的关键。 地缘政治竞争与技术主权： 在当前以大国竞争为特征的国际环境中，技术能力已成为国家安全和经济自主的核心。本书探讨了各国如何通过产业政策、出口管制和外商投资审查来争夺关键技术制高点。我们对比了不同阵营国家在培育本土“技术民族主义”与维持全球技术合作之间的微妙平衡，以及这种竞争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结构性风险。 --- 总结而言，本书旨在提供一个严谨的、基于多学科视角的分析工具箱，帮助读者理解在全球化浪潮中，制度选择如何决定国家命运。它强调，理解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动态，必须回到对国家内部权力分配、社会阶层互动以及跨国资本流动的深入比较分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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