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word by Mario Molina As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from 1976 to 1992, Mostafa K. Tolba had as much insight into, a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s anyone. In this book, he tells the story of the negotiations that led to a number of landmark agreements, such as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Ozone and its Montreal Protocol, the Basel Convention on Hazardous Wastes, and the Biodiversity Convention. The book stands as the legacy of an important and charismatic figure who played a pivotal role during the first phase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diplomacy.Tolba concentrates on the context in which governments conclude that particular issues are ripe for bind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on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m during negotiations--such as science, the medi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politicians, business and industry, and the public. The areas he discusses include the evolu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environmental soft laws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rather than treaties), binding regional regimes such as the Regional Seas Program and the Shared Freshwater Resources Program, the ozone layer, global warming, hazardous wastes, the loss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ways to mak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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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捧着这本厚重的著作,我本以为会找到关于气候变化、跨国界污染治理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话题的深入探讨,但阅读后的体验却是全然不同的。这本书更像是一部宏大的历史叙事,它没有直接聚焦于某一个具体的国际协议或科学报告,而是将视角拉远,去审视“环境”这个概念本身是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被不同的政治力量、经济利益和社会思潮所塑造和定义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十九世纪末期“资源帝国主义”的剖析,那种将自然资源视为纯粹的殖民工具的思维定式,与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形成了惊人的反差。书中对于早期国际关系理论如何排斥生态因素的论述,也令人深思,它揭示了为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环境问题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的宏大叙事面前,总是显得那样微不足道,仿佛只是一个需要被“管理”的边缘议题,而非核心关切。这种对“环境”在人类认知结构中地位演变的梳理,为理解当代环境外交的困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远比那些教条式的政策分析来得深刻和有力。
评分这本书最独特之处在于其对“时间尺度”的把握。它没有将环境问题视为一个需要在未来几十年内解决的短期危机,而是将其置于一个横跨数百年、甚至更久远的地球系统演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这种宏大叙事使得那些当下看似棘手的外交僵局,在历史的长河中显得不那么具有终极性。书中探讨了不同文明对“未来”的不同想象,以及这种想象如何影响了他们对生态债务的估算和承担意愿。例如,作者对某一古老农业文明在面对周期性干旱时的社会记忆和决策机制的描述,让我对现代社会那种追求即时满足和短期规划的弊端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整本书的节奏是缓慢而深沉的,它像一部沉思录,引导读者跳出日常的政治噪音,去思考人类作为一种地质力量,其行为逻辑和长期后果的复杂性,提供了一种全然不同于主流媒体报道的、更具韧性和耐心的观察视角。
评分这本书的行文风格非常古典,充满了学术的严谨和某种近乎哲学思辨的克制感。我特别欣赏作者在讨论国家主权与全球治理张力时所采用的叙事策略——它不是简单地批判主权至上论的局限性,而是细致地勾勒出主权观念是如何在面对跨界生态危机时,从一种保护伞逐渐异化为一种阻碍。我花了大量时间去咀嚼其中关于“生态区域主义”的章节,作者巧妙地引入了区域历史的视角,比如探讨某些特定地理单元(比如大型河流流域或特定海域)在不同历史时期,是如何自主发展出某种形式的非正式的、基于生存需求的“软治理”模式的。这种非正式治理的韧性和有效性,与当代正式、自上而下的国际条约体系的僵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读罢,我感觉自己对“外交”的理解也被拓宽了,它不仅仅是国家间的谈判桌,更是一种植根于地域文化和共同生态风险下的长期社会实践。
评分我被书中关于“非国家行为体”在环境议题中角色的论述深深吸引住了。它没有停留在对跨国非政府组织(NGOs)的传统赞美或批评上,而是深入挖掘了那些看似与环境议题无关的经济实体,例如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是如何通过市场力量和投资标准,悄无声息地重塑国际环境治理的“默认设置”。作者用一系列精妙的案例,展示了市场逻辑如何渗透和规训了国家层面的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使得那些原本旨在保护环境的法规,最终服务于特定经济利益集团的扩张。这与我过去阅读的侧重于联合国框架内政府间博弈的文献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本书让我意识到,真正的环境外交战场,可能并不在外交部长的会议室里,而是在全球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和资本流动的每一个节点上,那里的博弈更加隐蔽,也更具决定性。
评分坦率地说,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并不轻松,它要求读者具备相当的耐心去跟随作者构建的复杂分析框架。它避免了使用那种充满紧迫感的、呼吁立即行动的口吻,而是选择了一种冷静的、近乎人类学的观察姿态来解构现代国际体系中“责任分摊”这一核心难题。书中有一部分内容专门对比了冷战结束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接受国际环境规范时所体现出的文化差异和路径依赖,这部分内容让我意识到,所谓的“全球共识”往往是建立在对某些历史经验的刻意遗忘之上的。作者并没有直接提供“如何解决”的清单,而是将问题的根源——那些根深蒂固的认知偏差和权力结构——清晰地呈现出来,迫使读者自己去思考。这种“去魅化”的写作方式,虽然在短期内无法带来立竿见影的行动指南,但从长远来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具批判性的思考工具,去辨识哪些所谓的“共识”其实是披着全球外衣的单边利益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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