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英譯之跨文化闡釋:以理雅各、辜鴻銘為例》以19世紀中後期齣版的兩個《論語》英譯本為研究對象，探討經典翻譯中文化的闡釋問題。一個是英國倫敦會新教傳教士、牛津大學首任漢學教授理雅各的譯本，另一個是中國清末民初有名的文化保守主義者、被譽為“文化怪傑”的語言天纔辜鴻銘的譯本。兩位譯者和其譯作都具有代錶性，同時也都頗受爭議：理雅各的《論語》，像其龐大的《中國經典》係列譯著一樣，一個半世紀以來仍然被許多學者視為儒經翻譯的典範之作；另一方麵，很多批評者認為理雅各不僅嚴重麯解瞭孔子和儒傢的思想，而且其翻譯行文生硬、句子冗長，與《論語》簡練、含蓄之風格相去甚遠。辜鴻銘以高度“歸化”之策略翻譯儒經，英文流暢地道，然又“過”之太甚，“全以西洋之形而上學釋此書”，“失之於增古書之意義”等。

《〈論語〉英譯之跨文化闡釋:以理雅各、辜鴻銘為例》通過對理雅各和辜鴻銘《論語》英譯本的對比研究，試圖迴答如下三個方麵的問題：首先，《論語》（或儒經）英譯的曆史背景，包括宏觀的曆史背景和具體的功利目標是什麼？其次，《論語》是怎樣被翻譯的？這也是全文的重心所在。處於不同時代、來自不同文化傳統的譯者依據什麼樣的標準對文本進行解讀，又如何對其進行翻譯——或日改寫、轉述、增刪和言說？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譯者是在何種作（譯）者意圖下使用何種翻譯策略來化解翻譯中文化的衝突問題的？第三，這些《論語》英譯本塑造瞭什麼樣的孔子形象和什麼樣的《論語》形象？這些形象對於中西文化交流和理解有什麼意義？

《〈論語〉英譯之跨文化闡釋:以理雅各、辜鴻銘為例》在充分利用中西方傳統譯論中“忠實傳意”和“再現風格”二元論討論譯本語言特徵的基礎上，采用功能主義翻譯論中的“目的論”（Skopostheorie）、勒弗威爾的翻譯研究理論和加達默爾闡釋學中有關“傳統”和“前見”參與闡釋過程的理論來分析《論語》的英譯實踐。翻譯“目的論”認為，翻譯像任何人類行為一樣乃是有目的、有意識的行動，譯者的目的和動機影響並製約著翻譯的策略和具體方法，並進而影響最終的目的語文本之形態和接受狀況。翻譯研究學派把翻譯和目的語社會中的意識形態和主流詩學等文化因素聯係起來，認為翻譯受到除瞭語言轉換之外的一係列因素的製約，翻譯無疑是一種有目的的改寫行為。這與“目的論”有相通之處，兩者都強調譯者、譯作和目的語社會。然而，原作和原語文化在翻譯中永遠是不能忽視的，任何翻譯都是闡釋活動，文化經典的翻譯更是對原作和原語文化傳統的闡釋。加達默爾的闡釋學認為，純粹理解文本所謂的真實意義的闡釋是不存在的，任何闡釋活動一開始總是受闡釋者自身傳統的影響和限製，基於傳統的“前見”是闡釋的前提。因為闡釋者“個人的前見比起個人的判斷來說，更是個人存在的曆史實在”。經典的開放性和闡釋者背後傳統的多樣性決定瞭任何理解和闡釋都受製於特定時空中的特定傳統，因而也具有獨特性。

《〈論語〉英譯之跨文化闡釋:以理雅各、辜鴻銘為例》認為，在《論語》的英譯中，不同譯者有著不同的翻譯動機和目的，這些動機和目的與譯者翻譯《論語》的策略和具體方法有密切聯係。理雅各的“學術型”翻譯和辜鴻銘所謂“有機整體論”即是如此。再者，譯者背後的文化傳統（包括主流意識形態和詩學等），譯者的教育和學養、性情、信仰；簡言之，譯者的文化立場構成瞭譯者作為文化闡釋者自身的“曆史實在”，並直接參與文化闡釋過程。因此，不同譯者筆下的《論語》傳達瞭不同的孔子形象和儒傢學說形象。筆者通過對這兩個譯本的考察，探討文化經典跨語際翻譯中的跨文化闡釋本質，這正是《〈論語〉英譯之跨文化闡釋:以理雅各、辜鴻銘為例》選題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