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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作者:Christine D. Gray

出品人:

页数:272

译者:

出版时间:1990-8-23

价格:USD 145.00

装帧:Paperback

isbn号码:9780198254324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 国际法
• 司法救济
• 国际诉讼
• 国际争端解决
• 国际法院
• 仲裁
• 人权
• 国际刑事法院
• 国家责任
• 违约救济

《国际法中的司法救济》 导言：国际法秩序的基石与挑战 国际法作为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律体系，其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内部机制的完善程度，尤其是当国际义务受到侵犯时，能否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然而，与国内法体系中完善的司法审查和强制执行机制不同，国际法体系在早期阶段长期面临着“强制力缺失”的困境。尽管如此，随着国际社会的演进，特别是联合国成立以来，国际司法和类司法机制获得了显著的发展。 本书旨在系统、深入地探讨国际法领域中各种司法救济的形式、理论基础、适用范围及其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实践效果。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当国家行为违反了国际习惯法、条约义务或其他国际法渊源时，受害国可以寻求何种补救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如何构建起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法律秩序。 第一部分：国际法救济的理论基础与原则 理解国际法救济，首先需要回溯其理论基础。国际法中的救济并非完全等同于国内法上的“惩罚”或“报复”，而是更侧重于“恢复原状”和“确保义务的未来履行”。 1. 损害与责任的界定： 国际法责任的产生，核心在于国家行为与国际不法行为之间的归因关系。我们深入分析了“损害”（Injury）和“不法行为”（Wrongful Act）的构成要件，特别是区分了对一般义务的违反与对绝对法（Jus Cogens）的侵犯所导致的后果差异。 2. 恢复原状原则（Reparation in integrum）： 这是国际法救济的核心原则。它要求行为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受害国或国际社会恢复到不法行为发生前应有的状态。本书详细阐述了恢复原状的几种具体形式，包括： 停止不法行为： 立即中止正在进行的侵权行为。 不损害不重复的保证（Assurances and Guarantees of Non-Repetition）： 尤其在涉及主权、领土完整或重大政治承诺的案件中至关重要。 事实上的恢复（Restitutio in integrum）： 讨论了在法律上和事实上恢复原状的难度与例外情况，例如，当恢复原状会导致无法承受的困难或与现有国际法规范冲突时。 3. 经济补偿与损害赔偿（Compensation）： 当恢复原状在事实上或法律上不可行时，经济赔偿成为主要的救济手段。本书区分了直接损失、可预见后果损失以及“道德损害”（Moral Damages）的赔偿问题。我们通过国际法院（ICJ）和仲裁庭的大量判例，分析了赔偿金额的计算方法和证据标准。 第二部分：国际司法机构的救济职能 国际司法机构是提供正式救济的主要场所。本书对现有主要国际法院和类司法机制的管辖权、程序和判决的效力进行了详尽的考察。 1. 国际法院（ICJ）的裁决与执行： 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其判决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性。我们重点分析了法院在领土争端、海洋划界、外交保护以及违反人权条约等案件中授予的救济措施。特别关注《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五条和第九十四条关于判决执行的机制，以及安理会在执行中的角色与限制。 2. 国际海洋法法庭（ITLOS）： 鉴于海洋法的重要性，ITLOS在及时救济方面展现出独特的灵活性。本书详细研究了ITLOS在“迅速释放被扣押船只和船员”（Prompt Release）程序中提供的临时性和最终救济措施，及其在海洋资源保护方面的裁决。 3. 区域性人权法院与法庭： 欧洲人权法院（ECtHR）、美洲人权法院等机构在保障个人权利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分析了这些机构在确认国家责任后，如何命令国家支付“公正赔偿”（Just Satisfaction），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和修改国内法律的指令。 4.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ICSID）： 投资争端的救济形式高度专业化。本书探讨了投资仲裁庭在判定国有化是否合法后，如何裁定基于“公平公正待遇”（FET）原则的赔偿，以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纽约公约与ICSID公约）。 第三部分：非诉讼救济措施与替代性机制 国际法救济的范围远超正式的司法诉讼。在许多情况下，预防性措施和非对抗性机制更为常见和有效。 1. 临时措施（Provisional Measures）： 这一机制在防止损害扩大和确保最终判决有效性方面至关重要。本书分析了ICJ（《国际法院规约》第41条）和ITLOS（《海洋法公约》第290条）在紧急情况下颁布临时限制令的法律标准和司法能动性。 2. 对抗性措施（Countermeasures）： 并非所有救济都依赖法院。在国家层面，受害国可以采取“对等制裁”（Proportional Countermeasures）作为对不法行为的反应，以迫使侵权国履行其义务。我们深入探讨了根据《国际法责任条款草案》（ARSIWA）规定的，对非严重违反绝对法行为实施报复性措施的合法性边界和限制条件，特别是区分“报复”（Retorsion）与“对抗措施”的法律性质。 3. 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调解与和解： 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救济，但许多条约争端解决程序强调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本书分析了在这些框架下达成的和解协议（Settlements）在国际法上的约束力及其作为救济形式的实践价值。 第四部分：救济的执行、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救济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其执行力。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审视了国际法救济机制面临的现实挑战。 1. 执行困境： 缺乏中央警察机关的国际体系，使得对拒绝履行的国家实施救济（如支付赔偿）成为一大难题。我们分析了政治因素对司法执行的影响，以及受害国如何利用政治压力、经济制裁或利用其他国际合作机制（如区域组织）来间接促成救济的实现。 2. 绝对法（Jus Cogens）下的救济： 针对违反禁止酷刑、种族灭绝等绝对法规范的行为，救济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救济的重点不仅是个别国家的损害，还包括对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恢复。本书探讨了“普遍管辖权”（Universal Jurisdiction）原则在追究相关个人责任方面的潜在作用，尽管这通常发生在国内法庭而非国际司法途径。 3. 机构间协作与发展： 随着国际法律体系的碎片化，跨机构的救济协调日益重要。本书展望了未来国际法院、仲裁庭与安全理事会、特定条约监督机构之间如何更有效地协同工作，以提供一站式、更具威慑力的司法救济方案。 结论： 《国际法中的司法救济》一书不仅是对现有法律规则的梳理，更是一份对国际法生命力的审视。它揭示了在主权至上的国际体系中，救济机制如何艰难地从国家同意原则中脱离出来，逐步迈向一个更具规则导向、更注重实质正义的法律秩序。通过对历史判例、现行条文和前沿理论的综合分析，本书为国际法学者、外交官以及从事国际争端解决的法律专业人士提供了深入且实用的参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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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给我的感觉，与其说是一本教科书或参考书，不如说是一份对现代国际司法实践的深刻“解剖报告”。它的行文风格带着一种老派的严谨，字斟句酌，没有丝毫浮夸的辞藻，完全依赖于论证的力量来打动读者。在深入研读过程中，我不断地被书中提出的那些关于“有效救济”的哲学困境所吸引和困扰。例如，当一个行为已经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生态灾难时，任何形式的经济赔偿是否都形同虚设？作者并未简单地给出“是”或“否”的答案，而是通过对比不同司法机构在处理类似案件时的微妙差异，揭示出国际法在追求正义与接受现实局限之间的永恒张力。这种审慎的态度，使得该书的结论具有极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它教会你如何“在可能的范围内追求理想”，而非“在理想中迷失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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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此书的体验，更像是一场与国际法史上那些重量级人物的“隔空对话”。作者的论述风格非常注重历史的连续性，他总能清晰地追溯一个法律原则的起源，并将其置于当前地缘政治的语境中进行“压力测试”。我特别赞赏其对“国内救济穷尽原则”的批判性审视。作者没有停留在描述这一原则的功能性，而是深入挖掘了它在实践中可能如何成为阻碍受害方向国际社会寻求正义的工具性障碍。这种对既有框架的毫不留情的解构与重构，使得全书充满了批判性的活力，而不是对既有规范的盲目服从。它鼓励读者跳出传统的“国家中心论”的思维定势，去思考在跨国界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如何构建更具包容性和响应性的救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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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本书，我仿佛完成了一次漫长而艰辛的学术攀登，空气中弥漫着专业术语的凛冽气息，但同时也感受到了思想被清晰地引导至峰顶的畅快。这本书的结构设计堪称一绝，逻辑链条环环相扣，如同精密的瑞士钟表，每一个论点都承载着前一个论点的重量，并精确地为后续的论证提供动力。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引入特定国际争端案例时所展现出的叙事技巧——不是简单地罗列事实，而是将其置于一个动态的法律演变背景中进行审视。这种方法论上的创新，使得原本枯燥的法律条文瞬间活了起来，仿佛能听见法官席上对峙的声音。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不可逆转性损害”的论述，它超越了传统的对等报复模式，提出了更具前瞻性的、面向未来的救济框架。这要求读者不仅要有扎实的国际法基础，更需要具备宏观的战略眼光，去预判未来国际关系形态下，现有救济机制可能出现的失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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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著作，初读之下，便觉其沉稳厚重，如同置身于一堂久经风霜的法庭辩论之中。它并非那种流于表面的理论梳理，而是深入肌理，试图探寻国际法秩序在面对现实冲突时的真正“骨骼”与“韧性”。作者的笔触细腻而精准，尤其是在描述那些看似抽象的国际法律原则如何落地生根、开出救济之花的艰难过程中，那种历史的纵深感和现实的紧迫感交织在一起，令人深思。阅读过程中，我特别留意了其对国家责任与后果的探讨，它没有满足于陈述既有的判例，而是对这些判例背后的政治博弈和法律哲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特别是关于损害赔偿和恢复原状的章节，作者似乎在暗示，在国家层面的互动中，“补偿”往往是多维度的，它不仅是经济上的衡量，更是对国际信任体系的一次重新校准。这种对复杂性的坦诚接纳，使得全书的论述充满了力量，让人相信，真正的法学研究必须直面现实的灰度和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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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需要静下心来、带着放大镜去品味的著作。它的文字密度极高，几乎没有一页可以被轻易跳过，因为稍有不慎，就可能错失一个关键的法律概念的细微转折。我发现，作者在处理不同法律渊源（习惯法、条约法、判例法）之间的互动关系时，展现出一种近乎匠人的耐心。他没有简单地将它们堆叠起来，而是详细描绘了它们之间如何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动态过程。特别是在探讨“临时措施”与“最终判决”之间的关系时，那种对时间维度在法律效力中扮演角色的精妙捕捉，令人叹为观止。总而言之，这本书就像一扇通往国际法“内在逻辑”的侧门，它不向所有人敞开，只愿意为那些愿意投入时间和智力去攀爬的读者，展示更深层次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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