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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Actes Sud

作者:François Poirié

出品人:

页数:210

译者:

出版时间:2006-5-17

价格:EUR 7.70

装帧:Poche

isbn号码:978274276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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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manuel Lévinas：作为存在的责任与他者的临在》 一、 追溯思想的源流：海德格尔的阴影与现象学的破壁 勒维纳斯，一个在二十世纪哲学星空中以其独特的光芒而著称的名字。他的思想深刻地挑战了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的本体论传统，将“他者”置于前所未有的核心地位。然而，要理解勒维纳斯那“异乎寻常”的思想，我们必须先回溯他思想的源头，那些既塑造了他，又被他颠覆的哲学脉络。 首先，马丁·海德格尔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以其对“此在”（Dasein）的现象学分析，将哲学重新拉回到存在的根本问题上。他强调此在的“此在性”（Da-sein）——“在世界之中”（in-der-Welt-sein）——意味着此在并非一个孤立的主体，而是始终处于与世界、与他人的关联之中。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无疑为勒维纳斯提供了起点，他继承了海德格尔对存在本体论的关注，以及对主体性问题的批判。然而，勒维纳斯敏锐地捕捉到海德格尔思想中仍然存在的“自性”（ipseity）的遮蔽，他认为海德格尔的“此在”依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即使是在与他人的共在（Mitsein）中，他人最终仍然是被此在所理解、所涵盖的存在。海德格尔的“此在”虽然指向他人，但这种指向仍是一种“为了自我理解的他人”，他者并未真正超越自我，并未构成一种“异质”的、无法被完全把握的存在。 与此同时，现象学，特别是胡塞尔的现象学，也为勒维纳斯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胡塞尔强调“回到事物本身”，通过“悬置”（epoché）来揭示意识的结构，从而达到对现象的直接把握。勒维纳斯也运用现象学的精细分析，但他并非满足于对意识自身的结构进行描述，而是将现象学的关注点从“意识的内容”转移到“意识与他者的关系”。他关注的并非“我”如何能认识“他者”，而是“他者”如何以一种压倒性的方式临在于“我”的意识之中，并且这种临在并非由“我”所主动构建或理解。胡塞尔的现象学关注的是“现象”本身，是“被意识到的东西”，而勒维纳斯则更加关注“他者”作为一种“他者性”，一种“超越性”，如何在“我”的经验中显现，而且这种显现并非“我”所能掌控或解释的。 勒维纳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他独特的“他者性”（Alterity）哲学。他认为，西方哲学传统，从柏拉图的“理念”到笛卡尔的“我思”，再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无一不将“同一性”（Identity）置于中心，试图将一切异质的东西纳入到自我或整体的同一性之中。这种哲学将“他者”视为“同一性”的变体，是“自我”可以理解、占有、同化或否定的对象。勒维纳斯则断言，真正的哲学必须从“同一性”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转向对“他者性”的尊重。他者并非“自我”的对立面，而是“自我”无法被完全同化、无法被完全理解的“绝对异质”。 二、 伦理学的革命：责任的优先性与他者的面孔 勒维纳斯思想的核心，无疑是他对伦理学的全新理解，他将其称为“第一哲学”，甚至高于本体论。在他看来，西方哲学长期以来将伦理学视为本体论的派生物，伦理问题是在对存在本体的理解之后才得以讨论的。但勒维纳斯则反其道而行之，他认为，正是他对“他者”的认识，构成了伦理学的最根本的基础，甚至先于和超越了本体论。 勒维纳斯所说的“责任”，并非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先在的、不可逃避的义务。这种责任并非基于契约，也非源于道德律令，而是源于“他者”的临在。他者出现在“我”面前，并非作为一个对象，而是作为一个“面孔”（visage）。这个面孔不是指物理上的容貌，而是指一种深刻的、具有压迫性的“显现”。他者的面孔是裸露的，是脆弱的，同时又具有一种“不可杀戮性”（inviolability）。当“我”看到他者的面孔时，“我”就被迫承担起一种责任，一种“为你而来”（pour autrui）的责任。 这种责任的性质是完全不对称的。它并非“你对我负责，我也对你负责”式的双向平等关系，而是“我必须对我必须承担的责任负责，即使你对我没有承担任何责任”。他者的需求，他者的贫困，他者的苦难，都直接地、不可推卸地落在我身上，成为我的义务。这是一种“无限的责任”，它超越了“我”的自由选择，也超越了“我”的理解能力。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对他者负有如此重大的责任，我只能接受它。 勒维纳斯将这种责任称为“代行”（substitution）或“被担保”（hostage）。“我”被他者的出现所“劫持”，成为他者的“担保人”，即使他者并未要求，我也必须为他者的存在负责。这种责任感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承担对“他者”的责任。我的自我，我的存在，在此刻被彻底地颠覆，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他者为中心。 这种“他者的面孔”的显现，是对“我”的“同一性”的根本挑战。当“我”将他者视为一个可以理解、可以占有的对象时，“我”就剥夺了他者的他者性，将他者纳入到“我”的同一性之中。“我”试图通过认知、理解、同化来消除他者的异质性。但他者的面孔，恰恰是这种同化的抵抗，它以其赤裸、脆弱和无限的要求，打破了“我”的自我中心的舒适区。 因此，勒维纳斯认为，真正的伦理关系，是建立在对“他者”的绝对尊重和对“无限责任”的承担之上。这种责任并非出于恐惧或利益，而是出于一种对“他者”本身的绝对尊重。这种尊重，源于“他者”的不可剥夺的尊严，源于他者那超越了我理解和控制的“临在”。 三、 超越本体论的本体论：存在的意义在于对“他者”的指向 勒维纳斯思想的另一重要面向，是他对本体论的深刻批判与重塑。他认为，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一直在追求“是什么”（what it is）的知识，即对存在的本质进行定义和归类。这种本体论关注的是“存在者的存在”（Sein des Seienden），关注的是“我”如何认识“存在”。然而，勒维纳斯认为，这种本体论的根基是“同一性”的本体论，它将一切存在都纳入到“我”的理解框架之中，忽视了“他者”的独立性与超越性。 他将传统的本体论视为一种“对存在的暴力”。因为这种本体论总是试图将“他者”“同化”于“自我”，将“他者”纳入到“自我”的同一性之中，从而剥夺了他者的“他者性”。比如，当我们说“山是高峻的”或者“水是流动的”，我们都是在用“我”的语言、用“我”的理解去界定“山”和“水”。即便我们承认它们是客观存在的，但最终的理解和定义权仍然掌握在“我”的手中。 勒维纳斯则提出了“超越性”的本体论。他认为，真正的存在意义，并不在于“我”如何认识存在，而在于“我”如何被“他者”所指引，如何指向“他者”。“我的存在”的意义，不在于“我”是什么，而在于“我”为“他者”做了什么。存在者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其自身的本质，而在于其“指向”（transcendence）的能力，即其指向“他者”的能力。 他者，作为一种“绝对异质”，以一种“临在”的方式进入到“我的”经验之中。这种临在并非“我”所主动邀请的，也并非“我”所能完全理解的。他者的出现，打破了“我”自以为是的“同一性”的牢笼，迫使“我”意识到“我”并非孤立的、自主的存在，而是与“他者”紧密相连、对他者负有责任的存在。 他者的“显现”是“非本质化”的。也就是说，他者并非以某种确定的“本质”或“身份”出现，而是以其“求助”、“贫困”或“苦难”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无语的语言”，一种超越了概念和言语的直接指控。这种指控，并非一种道德上的罪责，而是一种存在性的召唤，一种对我而言不可推卸的责任。 勒维纳斯将这种指向他者的存在，称为“存在者”（l'étant）。他认为，存在者的核心并非其“是什么”，而是其“为谁”（pour qui）的存在。存在者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指向了“他者”，因为它对他者负有责任。因此，勒维纳斯所谓的“本体论”，实际上是一种“伦理学的本体论”。存在的意义，不在于自我把握，而在于对他者的奉献和责任。 四、 结语：在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中呼唤责任 勒维纳斯的思想，是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犹太人大屠杀的背景下孕育和形成的。他对“他者”的强调，对责任的呼唤，是对人类主体性过度膨胀、对非我族类进行非人化处理的深刻反思。他警告我们，当我们将他人视为“他物”、“对象”，当我们将“同一性”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时，我们便为暴力和灭绝打开了大门。 他的哲学并非是理论上的抽象思辨，而是对现实世界最根本的呼唤。在一个充斥着冲突、仇恨与误解的世界里，勒维纳斯以其独特的方式，为我们指明了一条通往真正人文关怀的道路。这条道路，不在于构建宏大的理论体系，不在于征服自然或改造世界，而在于深刻地理解并承担起我们对每一个“他者”的无限责任。 他的思想，如同一盏幽暗中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内心深处可能被遗忘的良知。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存在，不在于自我完善，而在于对他者的爱与关怀。在一个充斥着“我”的时代，勒维纳斯的声音显得尤为珍贵，它如同一声来自远方的召唤，敦促我们在每一个“他者”的面前，重新认识存在的意义，重新承担起作为人的最根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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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这本厚重的著作，首先被扑面而来的思辨气息所震撼。作者似乎并不急于给出清晰的结论，而是将我们引入一个不断追问、不断深入的迷宫。那种对“他者”的执着，那种不容置疑的伦理优先性，仿佛空气一般弥漫在每一个段落之中。阅读过程中，我时常感到一种智力上的拉扯——一方面被其逻辑的严密性所折服，另一方面又对这种近乎宗教般的热忱感到敬畏。它不是一本用来快速消费的书籍，而更像是一场漫长的对话，你需要放下自己既有的所有预设，去倾听那种来自深渊的、微弱却坚定的声音。文字的密度极高，每一个术语的引入都伴随着精密的界定，让人不得不反复咀嚼、对照上下文。尤其是在探讨“面容”（Visage）的部分，作者的语言变得出奇地具有画面感，仿佛真能透过文字的缝隙瞥见那要求我们承担无限责任的目光。这本书迫使读者直面存在的根本困境，那种在“自我”的封闭性与“无限”的开放性之间的永恒张力。它挑战了西方哲学中以同一性为中心的传统，开辟了一条以“间距”和“不可替代性”为核心的新路径，读完后，你会发现自己看待人际关系的方式已经悄然发生了微妙的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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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读起来，简直像是在进行一场严苛的哲学马拉松，它需要的不仅仅是智力上的投入，更是一种近乎身体性的忍耐与坚持。我必须承认，有些章节的晦涩程度，即便是带着极大的善意去理解，也如同在浓雾中辨认地标。它的句式往往冗长且迂回，充满了复杂的从句和德语式的嵌套结构，这使得阅读的节奏感被彻底打乱，你必须慢下来，甚至需要停下来，在脑海中反复重构作者的论证链条。然而，一旦穿透了这层语言的迷雾，所见到的洞见又是如此的具有穿透力。它不再是关于存在或知识的形而上学探讨，而是一种对“伦理之前”状态的深切挖掘。作者似乎在努力构建一种“纯粹的”责任感，一种不以自我利益为出发点的呼唤。这种对伦理本源的追溯，远比那些建立在社会契约或功利主义基础上的伦理学理论要来得更为根本和震撼。对于那些习惯了清晰界限和明确定义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带来的挑战感是巨大的，它要求你接受模棱两可，接受那永恒的“未完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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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挑战传统哲学范式的力作，它的核心论点如同投向沉寂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至今未平。我欣赏作者对于西方理性主义体系的毫不留情的解构。他敏锐地指出，当哲学沉迷于将一切还原为“可理解”和“可把握”的同一性时，它实际上扼杀了人类经验中最本真、最无法被概念化的部分——那就是面对“他者”时的那种无条件的、先于任何选择的义务感。阅读过程中，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各种场景的对比：是精心计算的利弊得失，还是那个陌生人在街角向你投来的无言请求？作者的立场是明确且决绝的，他将伦理定位在本体论之上，这本身就是一种大胆的颠覆。这本书的行文风格，时而如严谨的法律条文般精准，时而又突然转向诗意的表达，这种巨大的风格反差，使得原本枯燥的哲学辩论充满了张力。它不是在说“我们应该如何行动”，而是在探讨“我们如何成为了必须对他人负责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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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数周时间，时断时续地啃完了这本书，感受最深的是其内在的结构性力量。它并非是针对某一具体社会问题的“实用指南”，而是一次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性探究。作者似乎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坚持，那就是要剥离掉所有后设的、文化塑造的伦理规范，直抵那纯粹的、面对面相遇的时刻。阅读的乐趣（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来自于不断被作者的思路牵引，进入一种“非本源”的境地。他使用的术语，例如“替代”、“绝对他者”、“无限之要求”，构建了一个自洽且极具说服力的思想宇宙。这本书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几乎没有提供任何逃避的出口；一旦你接受了其前提，你就无可避免地被卷入那无止境的伦理义务之中。对于那些试图在哲学中寻找确定性、寻求安稳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异于一场清醒的梦魇，它让你意识到，真正的安宁或许恰恰存在于对那份永恒责任的接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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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艰难但值得”的典范。初次接触时，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具备理解这些概念的工具。作者对现象学传统进行了深刻的改造，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遗产引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不是存在如何显现，而是责任如何降临。他构建了一个围绕“替代性”（Responsibility as Substitution）的复杂结构，这迫使我重新审视自己的日常行为。比如，当你试图为某件事情辩护时，作者会追问：你是否已经意识到了你所替代的那个“他者”的不可替代性？这种追问是极其个人化和内省的。书中的论述充满了对“间隙”（Interval）的强调，即自我与他者之间那道永远无法弥合的鸿沟，正是这道鸿沟，维系着伦理的有效性。这本书像一面高倍率的放大镜，聚焦于人与人之间最微小、最容易被忽略的互动瞬间，并从中提炼出最宏大的道德命题。它不是提供慰藉的读物，而是催促你不断站立、不断回应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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