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桑，（1804～1876）法国女小说家。她原名露西·奥罗尔·杜邦，1804年7月1日生于巴黎一个贵族家庭，在法国诺昂乡村长大。父亲是第一帝国拿破仑时代一个军官。由于父亲早逝，而母亲曾有沦落风尘的经历，所以她从小由祖母抚养，祖母为了把她培养成一个淑女，费尽苦心，而乔治·桑没有令祖母失望，小小年纪便已露出卓尔不群的才华。13岁进入巴黎的修道院。

可以这样讲，最终改变乔治·桑命运的是她那不幸的婚姻。

她原名叫奥罗尔·迪潘（又译杜邦）。18岁时在对家庭生活的梦幻憧憬中，她嫁给了贵族青年卡西米尔·杜德望成为男爵夫人。但她很快就不能忍受丈夫的平庸和缺乏诗意。乔治·桑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红杏出墙的婚外情恋。1831年，在“离婚”还没出现在社会生活字典中的情况下，她做出了那个时代惊世骇俗的举动：坚决与丈夫分居，并弃家出走，与情人到巴黎开辟新的生活。

乔治·桑移居巴黎后为了生存下去，她开始了勤奋的笔耕，写出了一部部文笔秀美、内容丰富、情节迷人的风情小说，并以此确立了自己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从初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卢梭、夏多布里昂和拜伦对她的复杂影响。七月革命后不久，她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安蒂亚娜》（1832），一举成名，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乔治·桑的爱情生活丰富多彩，她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批追求者。她与大文学家缪塞的艳事、与音乐大师肖邦十余年的同居生活，成为法兰西19世纪的美谈之一，并留下了一篇篇揭示她内心深处情感世界奥秘的情书佳作。

乔治·桑是个民主主义者，从一个角度讲，她可称得上是女性解放的先驱。尤其是在两性关系上，她倡导女性的主导地位，认为女人不应该成为男人情欲的发泄对象，女人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应该主动地得到满足。

乔治·桑，是被她的同时代人公认为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雨果曾说：“她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特别是，其他伟人都是男子，惟独她是女性。”

乔治·桑是一位多产作家，她一生写了100卷以上的文艺作品、20卷的回忆录《我的一生》以及大量书简和政论文章。她的小说创作大致可分四阶段：早期作品称为激情小说，代表作有《安蒂亚娜》、《华伦蒂娜》（1832）、《莱莉亚》（1833）等，都描写爱情上不幸的女性，对生活感到失望，不懈地追求独立与自由，充满了青春的热情与反抗的意志。第二阶段作品为空想社会主义小说，代表作有《木工小史》（1840）、《康素爱萝》（1843）、《安吉堡的磨工》（1845）等。在这些作品里，他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的命运问题，尽管没能明确地指出解放的道路，但作品毕竟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罪恶，攻击了资本主义的财产制度和婚姻制度，进而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第三阶段作品为田园小说，代表作有《魔沼》（1846）、《弃儿弗朗索瓦》（1848）和《小法岱特》（1849）。乔治·桑的田园小说以抒情见长，善于描绘大自然绮丽的风光，渲染农村的静温气氛，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第四阶段作品为传奇小说，代表作有《金色树林的美男子》(1858）。

第二帝国时期，她和王室来往密切，对巴黎公社革命很不理解，但反对残酷镇压公社社员，乔治·桑于1876年6月7日逝世。乔治·桑属于最早反映工人和农民生活的欧洲作家之一，她的作品描绘细腻，文字清丽流畅，风格委婉亲切，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事实上，人们谈论得更多的，是她的私生活

1831年初，她带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定居巴黎，很快就成为巴黎文化界的红人，身边经常围绕着许多追随者，她开始了蔑视传统、崇尚自由的新生活。抽雪茄、饮烈酒、骑骏马、穿长裤，一身男性打扮的她终日周旋于众多的追随者之间。即使乔治·桑这个男性化的笔名，也来源于她的一个年轻情人。当有人批评这个矮小（1.54米高）、放荡的女人不该同时有四个情人时，这个不受世俗成规束缚的女人竟然回答说，一个像她这样感情丰富的女性，同时有四个情人并不算多。她曾借自己的作品公开宣称：“婚姻迟早会被废除。一种更人道的关系将代替婚姻关系来繁衍后代。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既可生儿育女，又不互相束缚对方的自由。”

要知道，她说这番话的背景是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女权”尚未成为一个让人熟知的名词。那时，人们普遍的看法是：一个自由的、不羁的、充满活力的男人，是一个伟大的生命；而一个拥有这样生活的女人，则是一个肮脏的女人。更何况，人们潜移默化的概念是：女人本来就应该是男人的附属品！

在离巴黎数百公里远的诺安镇庄园中，这个文采出众、多才多艺的浪漫主义作家接待了一大批文学艺术史上名留青史的人物：诗人缪塞、作曲家兼钢琴家肖邦和李斯特、文学家福楼拜、梅里美、屠格涅夫、小仲马和巴尔扎克、画家德拉克洛瓦……等等。甚至包括拿破仑的小弟弟热罗姆·波拿巴亲王。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她庞大的情人队伍中的一员。终日高朋满座的诺安镇乔治·桑庄园这个“艺术家之家”，真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乔治·桑，这个生活优越、追求享乐、感情丰富的美丽女人，没能在婚姻中得到爱情、温柔和满足，却用多角的、激情的情爱，张扬了自己的生命，并为后人留下了华美的文字。同时，她也用自己的笔和行动，深深地介入了当时的政治，积极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当然，这更是同时代的许多男性文化名人都没能做到的了。

乔治·桑身上充满了矛盾。譬如，通过观察她“我爱，故我在”的日常生活，似乎无法理解她对政治的热衷和投入、无法相信她已经具有相当强烈的社会主义思想。据说，乔治·桑是一个非常拘谨的人，从未在大庭广众之中讲过话，而只善于用笔表达，这和她丰富多彩的、开放的私生活传奇好像也不相称。

她追求生活舒适。在她诺安镇的故居中，当时已经安装了可以24小时供应热水的装置。为了能让仆人迅速到达她所在的房间，她在仆人工作的厨房，安上了5个分别代表不同位置的铃铛。她甚至还有一个私人剧场、一个装有一百五十多块带滑槽的布景的舞台。与这些奢华相对应的，则是她寓所装饰的简朴、单调，毫无当时富贵人家盛行的豪华和排场。

还有，她似乎已经具有极大的知名度，但是，只是到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女作家诞生200周年、2004年被法国政府命名为“乔治·桑年”的时候，通过有组织的一系列研讨会、演出和阅读活动，人们才突然发现她的全部价值。在此之前，她只是法国文学史上群星璀璨的星空中的一颗小星星而已。在她开始“为生存而写作”和后来“为表达自己而写作”之间，她的笔下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这又是为什么？21世纪的人们，应该如何重新正确地、而非孤立或片面地认识这位19世纪的女作家？

今天的法国文化界，还有两个女人也让人想起了乔治·桑，她们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性感女星碧姬·芭铎和小说家弗朗索瓦兹·萨冈。这两个几乎同龄的女人，也都曾经是法国社会性解放、女性追求社会新地位的象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