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西方译学理论辑要》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古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一百五十余名译论家及其理论，内容包括对其生平及重要译论的介绍与评述及其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译论史稿的辑选，以历史分期为线索逐人编写，是一本具有史料性质的西方译论案边资料。
《西方译学理论辑要》作为翻译专业用书，适合攻读翻译专业的研究生、外语专业大学生、外语教师及对翻译理论感兴趣的人士或专业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人士参考。
《东方文论拾遗》 内容提要 本书深入考察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思想的源流、发展及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面貌，旨在梳理和重估那些在主流文学史叙述中常被忽略或低估的东方文论遗产。全书结构严谨，分为“先秦至魏晋的萌芽与探索”、“唐宋的成熟与流变”、“宋明理学对文论的影响”以及“近世文论的转型与反思”四个主要部分，力求在宏观视野下呈现东方文论的内在逻辑与时代特征。 第一部分：先秦至魏晋的萌芽与探索 本章追溯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早期形态。从《诗经》中的“风”、“雅”、“颂”的区分，到孔子“温柔敦厚”的道德批评旨趣，揭示了早期文论深受政治伦理教化思想的制约。重点分析了屈原的创作实践及其自我阐释，这不仅是个人的艺术宣言，也为后世文论提供了抒情传统的最初范本。 进入战国，诸子百家对文学功用的争论构成了早期思想交锋的焦点。《墨子》对文辞的功利性批判与《庄子》对语言的超越性探索形成了鲜明对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老子》中对“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辩证法式描述，其对“有”与“无”、“言”与“意”关系的探讨，为后世文论中的“境”与“意”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第一个高峰期。在建安风骨的激荡中，文学地位的独立性开始被明确提出。曹丕的《典论·论文》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系统的文论专著，其“文以载道”与“文不掩行”的论断，确立了文论中对内容与形式关系的持续关注。 本章的重中之重是“三曹”与“竹林七贤”的思想转向。建安文人将个体生命体验和山水情志引入文学的中心，打破了汉赋的僵化。随后，陆机在《文赋》中以其精妙的对仗和对创作过程的细致描摹，将文论的理论深度推向新的高度。他对“意”与“辞”的辩证关系，特别是对“文理”的阐述，为后世的格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然而，魏晋文论的最高成就体现在“玄学”与“文学”的交汇上。王弼、何晏对《周易》的解读，虽然侧重哲学思辨，但其对“名教”与“自然”的纠缠，深刻影响了后世对诗歌“真性情”的追求。钟嵘的《诗品》是这一时期观察的典范，他突破了传统的道德评价框架，以“性情气韵”为核心，开创了以“品”来衡量作家文学成就的批评模式，其“上上”、“中中”的等级划分，直至今日仍具参考价值。 第二部分：唐宋的成熟与流变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文论也随之进入成熟期。本章着重分析了初唐“初唐四杰”的尚气说与宫体诗的对立，揭示了文论的时代敏感性。 陈子昂作为唐诗革新的先驱，其“汉魏风骨”的倡导，是对六朝绮靡文风的有力反动，体现了文人对文化根源的追溯。 盛唐时期的文论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以“初唐四杰”为代表的“尚气说”，强调诗歌中磅礴、刚健的精神力量。而以王绩、王勃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则在潜移默化中发展了对自然美学的认知。 唐代文论的集大成者非韩愈莫属。韩愈的《师说》、《原道》等篇章，虽然主要针对散文，但其对“文以载道”的重新阐释——强调文章应承载儒家道统的创新与发展，而非简单的道德说教——极大地提升了文章的社会责任感。他倡导的“文起八代之衰”，确立了散文革新的理论框架。 柳宗元在文学思想上与韩愈相辅相成，更注重文体的个性化表达和对自然万物的细致体察，他的“宜修”观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韩愈的“力健”论。 中唐的“江西诗派”及其代表人物黄庭坚，是唐宋文论过渡的关键。黄庭坚提出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理论，标志着诗歌创作从直接抒发“性情”向精巧的“功夫”转化。这种对技巧的过度强调，虽然催生了严谨的格律功夫，但也引发了后世对“有余”与“不足”的争议。 宋代的文论则在对唐人诗风的继承与反思中深化。欧阳修的“文不离道”观，继承了儒家传统，但更强调文章的平易自然。 苏轼是宋代文论的巅峰人物。他以“论诗不如论哲理”的旷达态度，倡导“我自成家”，反对拟古和拘泥格律。苏轼将禅宗思想融入文论，强调诗歌应是作者对宇宙人生瞬间感悟的自然流露，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观点，极大地拓宽了文学的题材和表现空间。 第三部分：宋明理学对文论的影响 本章探讨了宋明理学对文学批评产生的深刻影响，特别是“性理”与“文章”之间的张力。程朱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对文学的审美取向产生了明显的规范作用。 朱熹对文学的评价，通常以是否符合“义理”为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对个人情感和世俗生活的直接描摹，但也使得文论在义理层面讨论更为深入。他的学生和后继者，如蔡元定等人，将理学观念应用于诗歌的讲析中，形成了强调“义”高于“辞”的批评风尚。 与朱熹理学相对应，陆九渊的心学，尤其是在明代王阳明手中得到发展后，对文论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心学强调“知行合一”，主张“心即理”，认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是“心之所欲，不待学而知”。这种思想鼓励了文人回归自我，追求本真，为明代后期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基础。 明代中期的“前后七子”之争，是传统文论在面对新的社会思潮时的一次激烈碰撞。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复古派，高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旗帜，是对唐宋文论体系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回溯，体现了对文体规范的执着。而以王慎中、何景明为代表的反七子思潮，则开始反思僵化的复古主义，重新强调文学创作中主体性的地位。 第四部分：近世文论的转型与反思 进入明末清初，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和社会矛盾的加剧，文论开始关注世情、人性及文体的普及性。 公安派的袁宏道是这一时期反叛传统的代表人物。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代圣人立言”的传统桎梏，主张“独抒性灵”，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其自然流露的个性光彩。袁宏道的理论是对宋明理学规范的有力挑战，为后世的“个性解放”思潮奠定了基础。 晚明的戏曲理论，如徐渭的批评，也展现出对人情世态描写的深刻洞察，其对悲喜交加的复杂情感的肯定，标志着文论对生活广度的接纳。 清代的文论呈现出“学问”与“性情”的再次拉锯。以方苞、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试图将唐宋的散文传统与理学思辨相结合，强调“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形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实用主义文论体系。 而以王夫之、金圣叹为代表的批判者，则在更深的哲学层面上对传统文论进行了反思。王夫之的“气”论，强调万物变动不居的本体论，要求文学创作必须把握事物发展的“机”，其辩证法思维为理解文学的动态性提供了新的视角。金圣叹对《水浒传》、《西厢记》的批注，虽然形式上是评点，实质上是对小说艺术手法、人物塑造和结构布局的精微剖析，展现了文论家在通俗文学领域的深刻见解。 结语 《东方文论拾遗》力求通过对上述历史脉络的梳理，展现东方文论并非一个凝固的教条体系，而是一个在政治伦理、哲学思辨和审美实践中不断自我修正、自我超越的动态场域。它深刻地揭示了东方文论中“言”、“意”、“道”、“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为理解中国文脉的延续与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本书旨在向读者展示，这些古典的智慧，在今天的文学批评领域依然具有不容忽视的启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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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的人很多，但每个人的篇幅都差不多，看了也不知道谁是重点。not so helpful。但是，能写出这本书，还真是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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