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共投資效率研究》主要內容：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齣瞭到2020年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九大目標和任務，其中要求：“基本公共服務體係更加完備，政府管理和服務水平有較大提高。”這一要求既需要政府調整提供公共服務（物品）的結構，又要求政府提高工作效率。在此背景下，本文的研究至少在兩個方麵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公共投資效率研究可以為我國構建“和諧社會”增添理論依據。我國公共投資宏觀效率、微觀效率都不高，錶麵上看決策失誤、尋租、浪費是造成低效率的原因，但根本上的原因還應歸結於製度的不健全。公共投資是為社會公眾提供公共物品的，但在公共投資中社會公眾缺少錶達需求偏好的渠道，決策者的決策很容易脫離社會公眾，並且公眾基本上不能對公共投資進行有效監督，實際上是公民權利的喪失，是不利於社會和諧的一種錶現。

構建和諧社會，根本上要以“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製度保障公民權利，纔能使社會安定有序、充滿活力。公共投資的效率研究分析瞭我國公共投資過程中公民權利喪失問題，研究瞭保障公民權利可以提高公共投資效率，為構建和諧社會增加瞭理論依據。

第二，公共投資效率研究可以為政府部門改革探索道路。在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國際背景下，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國內環境中，我國正在進行旨在提高政府效率的政府轉型改革。績效預算是提高政府效率的重要改革，但我國尚不具備全麵推行績效預算改革的條件，還需要在某些方麵進行改革試點，積纍改革經驗。公共投資績效評價製度是建立激勵約束機製，提高公共投資效率的一個重要方法，也是績效預算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以項目評價為主的公共投資績效評價體係，可以為我國推廣績效預算改革、提高政府效率探索道路。

文章分六個部分分析我國公共投資的效率、原因及對策。

第1章界定瞭投資和公共投資及效率的概念。我國對投資的理解經過瞭基本建設投資、固定資産投資兩個概念，現在對投資的理解同西方相似，包括實物投資和金融投資兩種，《中國公共投資效率研究》的研究對象是實物投資。廣義上講，提供公共物品的所有投資都是公共投資，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民間提供。民間提供公共物品的投資與其投資於競爭行業並無不同，都以追逐利潤為目的，《中國公共投資效率研究》認為可以不作為公共投資的研究對象。《中國公共投資效率研究》研究的公共投資界定為：由政府提供的、用於提供公共物品的、最終形成固定資産的投資。文章從宏觀和微觀角度來分析公共投資效率。宏觀上，公共投資效率就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程度上滿足社會公共需求，可以用産齣效率和配置效率（包括規模效率和結構效率）來衡量；微觀上，公共投資效率體現在具體的投資項目的效率上，以成本效益法和x效率來分析。

第2章分析公共投資的宏觀産齣效率，以公共投資和國民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來衡量。運用IS—LM模型分析公共投資對國民經濟的影響，發現公共投資對私人投資具有擠齣效應。文章再應用生産函數法，引入公共投資、非政府投資、經濟增長水平（GDP）、勞動力四個變量，實證分析公共投資和非政府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産齣彈性），結果錶明我國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但其産齣彈性小於非政府投資的産齣彈性，即公共投資的産齣效率低於非政府投資的産齣效率。所以，公共投資的擠齣效應會帶來全社會投資産齣效率的損失。

第3章分析公共投資的宏觀配置效率。宏觀配置效率可以從規模效率和結構效率兩方麵來分析。公共投資經常處於適度規模中，但達到最優規模纔是最有效率的。多數學者用公共投資占GDP的比重來分析最優投資規模。藉鑒巴羅（Barro）為分析財政支齣最優規模，以政府支齣為中心建立的內生增長模型，《中國公共投資效率研究》用公共投資替換巴羅模型中的財政支齣。實證分析結果錶明，現階段我國公共投資的最優規模是公共投資占GDP的7.68％，而2005年這一比率的隻為2.44％，沒有達到最優規模。說明我國經濟處於快速發展階段，社會公眾對公共物品的需求較大，但我國公共投資尚存在規模不足的低效率。對公共投資結構效率的分析，《中國公共投資效率研究》引入Jeffrey Wurgler（2000）研究資本配置效率的模型。Jeffrey wurgler。在研究金融市場中的資本配置效率時提齣，資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意味著在高資本迴報率的行業（項目）內繼續追加投資，在低資本迴報率的行業（項目）內適時撤齣資本。可以用資本對於行業（長期）盈利能力的敏感性，作為衡量社會資本配置效率的主要指標。《中國公共投資效率研究》將公共投資引入該模型，利用可查到的數據，用大口徑和中口徑公共投資在行業間的分配相對於各行業增加值的敏感性，來衡量公共投資的配置效率。實證分析結果錶明，大、中口徑公共投資的配置效率係數分彆為0.3008和0.1647，低於Jeffrey Wurgler考察的65個國傢O.429的平均配置效率係數。

第4章分析公共投資的微觀效率。在微觀上，公共投資存在x低效率問題，即存在一些與價格、市場和資源配置無關的低效率。比如，同樣的資産同時投入同樣的行業，由不同的兩批人去組織生産，可能會齣現不同的生産結果。因為“人”的不同可能會産生不同的效率。微觀上，評價公共投資項目的效率可以運用成本效益分析法等方法，在投資前或投資後對公共投資項目的投資效果進行分析，本章考察瞭一個實際案例，發現我國在運用成本效益法分析公共投資項目的效率時，考慮因素仍然較少，並不能全麵衡量公共投資項目的成本和效益。

第5章運用製度經濟學原理，從製度上尋找我國公共投資低效率的原因。經過50多年的製度發展，我國逐漸形成公共投資的管理理念，但公共投資體製仍然對高度集中的傳統投資體製存在路徑依賴。這些路徑依賴使政府部門願意掌握集中的權力，從而使社會成員對公共投資的參與度不夠，公共投資不能有效反映社會公共需求，造成投資效率損失。公共投資不能有效反映社會公共需求，是公共投資宏觀效率的最大損失，主要的原因在於我國公共投資中存在的公共選擇問題，使社會公眾缺乏參與公共投資的渠道，公民的利益偏好不能有效嚮政府部門錶達。微觀上的效率損失主要源於公共投資中的委托代理問題。公共投資從決策到執行存在著多層委托代理關係，其中政府同時扮演“代理人”和“委托人”的角色，使道德風險發生的概率較高。由於缺乏激勵約束機製，公共投資的代理人不承擔公共投資失敗的責任，也沒有追求投資效率的動力，是造成決策執行中公共投資低效率的主要原因。

第6章研究瞭提高公共投資效率的對策。改革選舉製度，增強社會公眾顯示需求偏好的能力；改革公共投資決策製度，使公共投資的決策權迴歸社會公眾；建立公共投資信息公開製度，加強公眾監督，都是以滿足社會公共需求為目標進行的製度調整，使公共投資的決策和執行能夠更貼近社會公眾，決策者也能夠更容易地掌握社會公眾的實際需求。公共投資中代理問題嚴重的主要原因在於缺乏激勵約束機製，代理人可以不負責任。對公共投資進行績效評價是解決代理問題的一個方法。建立公共投資績效評價製度，不僅僅是建立一個公共投資後評價的指標體係，而是對公共投資的決策、執行、效果進行全麵評價，並且在製度上建立奬懲辦法，構建公共投資過程中的激勵約束機製。在公共投資工程施工階段引入競爭，可以減少政府部門尋租的機會，也給瞭社會公眾直接比較、評價公共投資效果的渠道。加強製度建設是提高公共投資效率的重要手段，加強程序建設則是製度能夠有效發揮作用的保障。加強公共投資活動中的程序建設，可以減少政府行政行為的隨意性，增強製度的穩定性。《中國公共投資效率研究》探討瞭建立“公共投資程序規範”，以程序規範公共投資行為。

《中國公共投資效率研究》在對我國公共投資的效率研究中大量運用瞭經濟學、計量經濟學、新製度經濟學及法學方麵的知識，采用瞭定性和定量相結閤、規範與實證相結閤理論和實踐相結閤的方法。在藉鑒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中國公共投資效率研究》努力尋求研究中的突破，主要的創新有三個方麵：

（1）在研究方法上，運用計量工具，尤其是將資本配置效率模型引入公共投資配置效率的分析。對公共投資效率傳統的分析主要是運用定性的方法分析其規模的適度性和結構的閤理性，《中國公共投資效率研究》藉鑒前人研究運用生産函數法分析瞭産齣效率和規模效率。對於結構效率的分析，《中國公共投資效率研究》引入瞭Jeffrey Wurgler在金融市場領域中研究資本配置效率的模型，運用麵闆數據模型，分析公共投資在行業的增長同行業産值增長的彈性關係，進而說明公共投資配置的結構效率。

（2）在研究角度上，從製度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公共投資産生效率問題的原因。現有對公共投資效率問題的分析多是從財政資金分配的角度，分析資金使用的不閤理。《中國公共投資效率研究》運用製度經濟學的知識，分析瞭公共投資效率問題的根源。官僚主義的公共投資體製是因為對傳統投資體製的製度依賴；公共投資不能有效滿足社會需求，原因在於我國的公共選擇問題使社會公眾不能有效參與到公共投資中；決策執行中的效率損失，是因為我國公共投資過程中的多層委托代理關係，並且缺乏激勵約束機製，使代理問題泛濫。

（3）在研究內容上，提齣以程序建設維護公共投資製度的執行。公共投資的效率問題産生的根源在於製度問題，加強製度建設是提高效率的有效途徑，但需要保障製度的執行，製度纔能發揮作用。我國經常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為使提高公共投資效率的製度安排能夠發揮作用，應該加強對行政程序的立法，從程序上要求政府部門（公務員）必須執行相關製度，並且要承擔法律責任。鑒於我國《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尚需時間，《中國公共投資效率研究》建議先在公共投資領域中專門設置法律級次較低的“公共投資程序規範”，並嘗試設計瞭規範內容。

由於水平有限、資源有限，《中國公共投資效率研究》的研究還存在一些不足：限於掌握案例較少，對公共投資微觀效率的研究尚需深入；掌握的計量分析工具不足，分析中隻運用瞭Eviews軟件；對公共投資的程序建設也隻是處在設想階段，尚需要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