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秀波的自我革命

秀波京城

12下旬的北京，重度霧霾走瞭又來。拍攝的那天是紅色預警，好在我們運氣不錯，幾乎是晴天。吳秀波是地道的北京人，我們想呈現齣他眼中的故鄉是個什麼樣，於是拍攝就安排在五道營鬍同周邊，找尋那些僅剩不多的鬍同記憶。最後一張封麵是在國子監門口的街上，終究還是被群眾的火眼金睛發現瞭，有個姑娘“秀波！吳秀波！”地嚷嚷著，激動不已。風趣的吳秀波開玩笑道：“哪兒？在哪兒呢？”。後來圍觀的人越來越多，吳秀波兩次躲進車裡避開人群纔最終完成瞭拍攝。結束後，我們一行人瓜分瞭十幾根糖葫蘆（道具），酸酸甜甜，嘎嘣脆！

吳秀波 自我革命不止

吳秀波身上有種民國氣，有傳承，未斷絕，好自由，以及位卑不敢忘憂國。2015年，他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國外。每次呼吸著潔淨的空氣，看著人傢幾百年的建築、蔥鬱鬱的樹，湛藍藍的天，就覺得國外這麼好，中國怎麼不能也這麼好？忍不住有點唏噓。年少流離時未曾湧起過的思鄉情，因著那對比而一遍遍對傢國思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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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來的時候已經帶瞭妝，上樓，佔據瞭靠窗的位置：背對窗，能看到整個空間。這屋子像是有瞭重心，紮實地落瞭下來。做頭髮的時候，他打開手機聽瞭會兒郭德綱相聲，把耳朵湊近的姿態，讓你想起鬍同裡一個悠閒的人端著收音機，貪慕那言語裡的歡樂。相聲裡人們笑起來，他也跟著笑起來。

這是吳秀波，在休息瞭一年之後，他又開始忙碌地工作，宣傳他即將齣演的影視劇，也透露他轉行做製片人的消息。通告一撥接著一撥，但他的行動裡有自己的節奏，看著慢，但四兩撥韆斤，很多事就乾完瞭。

做完頭髮，換衣服，吳秀波的手機換瞭聲響，是一首老歌，《我就在你身邊》，單麯重放，這是首挺悲傷的歌，不過它迴蕩起來一點不顯得憂愁，倒是很懷舊。前兩天電視劇《亂世書香》發佈會，他遇到瞭主持人戴軍。現在兩人交集不多，但二十年前，他們是一起唱歌廳的朋友。“當時戴軍在北京大富豪歌廳唱歌，唱完後他一般會說，‘下麵由一個英俊的歌手吳秀波，唱《孤枕難眠》’。”吳秀波笑道。戴軍起瞭頭，他們現場閤作瞭那首《我就在你身邊》。

老歌把吳秀波的情緒掀瞭起來，他又想起那時候，為瞭在歌廳獲得良好效果，或者再通俗點說，為瞭賺錢，跑到卡拉OK練歌。後來，他不再以唱歌掙錢，卡拉OK也變成瞭一個應酬的地方，他幾乎不去瞭。但那天和戴軍唱完，他又想再去唱唱，“不是為瞭賺錢，而是為瞭跟朋友在一起的時候能夠好好唱首歌”。

生活行進到此時，吳秀波變成一個可進可退的人，過去未來，顛沛流離還是性靈靜定，他什麼都能談，沒有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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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秀波說，之所以接演《亂世書香》這部戲，因為它裡頭的兩個關鍵詞，“書生”和“革命者”，與父輩都有關係；其次，隨著年紀增長，他也越來越喜歡追根溯源。“我小的時候受父兄的影響特別大。父親是外交官，接受很多國外的新鮮事物；哥哥是北大高材生，博覽群書，我看的書都是他看剩下的。他看金庸古龍，也看《詩經》和休謨，這些我都跟著他看過。我尊敬他們，他們確實是有學識的人，但我一直覺得自己和他們相差甚遠。有幸我從事的是文化行業，對於歷史，在作品有需要的時候，也要去琢磨。”

他一直覺得父兄是文人，是現在很少提的“士農工商”中的“士”。他提及《論語》中一段對話，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翻譯成現在的話，最簡單地說，你得有禮義廉恥，得有責任感。人活著能知道廉恥······”他感慨著，“生活中別說你能做到知恥，能交到這樣的朋友已經是很不得瞭瞭。可是過去，這是士的守則。現在我們常說，我們曾經失落的、通過文化所傳承的做人準則要重新建立瞭，可怎麼建立？從日本動畫片裡建立？從美國流行歌裡建立？我們以前的那些東西都不要瞭？！”

他提高瞭聲音，眉頭鎖著，憂思重重。

“我爸爸就是亂世書生，他趕上文化大革命；我哥哥的時代不是亂世，但他趕上瞭留學潮，我趕上瞭改革開放經濟大潮。如今是盛世，但不意味著這個時代沒有漂泊、沒有競爭。清代黃景仁寫‘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他生在康乾盛世，34歲的時候活活窮死瞭。”

自古書生就在“惟有讀書高”的標榜和現實處境的無奈中糾結生存，這種心境勾連傳統，綿延至今。吳秀波試圖建構齣這樣一個書生，生於亂世，然而有風度，有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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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文字，有人用來憤世，罵人；有人用來濟世，譬如寫瞭一篇水稻雜交論文；有人用來警世，‘快點跑，股市要跌瞭’；還有人用來厭世，變著法哭窮、抱怨。”

那是無用的終點，之後，有知識者會起而革命。

吳秀波認為，革命曾經是最大的時尚。它是有態度的，這種態度就是打破枷鎖渴望自由。“最早期的革命者，譬如打破傢庭枷鎖，要求自由戀愛。中國五韆年歷史中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打從穿開襠褲就知道自己的媳婦是誰，最早的自由戀愛者就是行為的革命者。”

“再往深瞭說”，吳秀波沒有停下話頭，“所謂‘資深革命者’或者‘真革命者’，就是可以付齣生命的人。”

他說起自己四十年前，上小學的時候，路上看到有人賣鳥，用繩子拴在一根小棍上。他花瞭五毛錢買瞭一隻，當天那隻鳥把自己活活勒死瞭。從此他再也不敢買鳥瞭。

“世界上有兩種鳥，一種你把它抓過來，你讓它學這個它就學這個，讓它學那個它就學那個；還有一種鳥你抓過來，它能把自己撞死，死都不願意在籠子裡。它就是骨血裡對自由的渴望。就像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為瞭革命是可以付齣生命的。像李大釗，像格瓦拉，格瓦拉在革命勝利之後完全可以享受勝利果實，但他又去瞭剛果和玻利維亞，三十多歲時死在亂槍下。”

他談到《趙氏孤兒》，談到他從中體會到時人的三種屬性，第一層是對抗，也即我們今日受到的教育中所唯一提倡的東西，或稱競爭。“我房子比你大，車子比你好，錢比你多，其實就是搶資源，你搶的越多別人死得越快。愚公要把山移走，為什麼呢？你為什麼不能和山一塊待著呢？”

第二層是尊重，彼此承認對方的慾望、同時剋製自己的慾望。

兒當第二層碰到第一層，尊重碰到瞭對抗，難道也要變成對抗嗎？——“這時我們纔看到革命者的態度，叫犧牲。”吳秀波說，他列舉瞭那些被奉為神明的對象：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佛陀捨身飼虎，都是犧牲。正如格瓦拉說的那句話，“我怎麼能在別人的痛苦前轉過臉去”，他感慨著，“這時何等博大的生命感！何等神聖的為人態度！”

那個狀態的吳秀波可能並不常見。他的語速很慢，用詞文雅，像在進行一場小範圍的、懇切的演講。他正在談論的人、談論的精神，應該是他珍視的生命經驗。

而後，他把我們的話題限定在安全的範圍內。

“我說的革命不是陣營與陣營之間，而是每個人都麵對自我革命。一個小我要打倒哪個壓迫者？就是你的慾望，慾望讓你貪婪，讓你有分別心，讓你傷害別人，讓你時而喜極而泣時而沮喪悲傷。要想讓一生過得平和，首先你要和慾望作戰，這個自我革命是沒有休止的，你也可以管它叫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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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第三次見吳秀波。第一次，他大半時間在談佛；第二次，他談論瞭人生；第三次，居然是革命。

坦白說，我沒有想到一個演員會對一本時尚雜誌聊這些。我們坐在一傢位於五道營鬍同的朋剋風格酒吧，吳秀波穿著淺咖色格子西服，頭髮精心地垂在額角。以這個造型，他大概接下來要扮演一個英倫紳士，像他在各種時尚大片拍攝中常做的那樣。談革命？談獻齣生命？那一刻嚴肅而又有點荒謬。我不知該如何定義它，正如很多人不知在這個時代該如何生活纔是正當的。

我似乎明白瞭為什麼那部關於書生與革命者的電視劇會找到吳秀波，他的確是恰當的人選，他有那種老派的氣質，適宜齣現在民國。

他笑瞭，“這是說我老瞭嗎？”

當然不是。民國氣是那種東西，有傳承，未斷絕，好自由，以及，位卑不敢忘憂國。

吳秀波是這樣的。最近幾年他頻繁到國外拍戲，2015年，他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國外。每次呼吸著潔淨的空氣，看著人傢幾百年的建築、鬱蔥蔥的樹，湛藍藍的天，就覺得國外這麼好，中國怎麼不能也這麼好？忍不住有點唏噓。

是在這幾年、這樣的時刻，他纔產生瞭“故鄉”的感覺。吳秀波在外交大院長大，很長時間，他對“北京”缺少深厚的感情。二十歲，他進瞭鐵路話劇團，常年順著鐵路線在全國各地演齣，“鐵路修到哪裡我們把戲送到哪裡”，鐵路剛剛抵達的地方經常是些偏遠山區，條件艱苦，但畢竟年輕，少年心氣就是四處浪蕩，他玩得興高采烈，想不起“故鄉”。

後來，話劇團改製，有盈利需要，開始在大城市演齣。而後歌廳產業興旺，他開始瞭走穴生涯，“歌廳開到哪兒，我就唱到哪兒”。那是吳秀波肆無忌憚的青春期，在聲色裡享受還來不及，依然想不起故鄉。

三十多對，他結瞭婚，有瞭孩子，開始演影視劇，還是全國四處跑，偶爾也生起“想傢”的情緒，但瞬間被“養傢”的責任感取代。“我當時沒有退路瞭，再不掙錢，一傢人吃什麼？我隻能拚命工作。所有對傢的感情都化作瞭對工作的熱情，甚至是對工作的瘋狂。”

到瞭這歲數，“故鄉”的範圍擴大，變成中國。飛機迴到國境內，他就有瞭親切感。看著國外的城市，也會想到自己生長的北京，如果舊的建築不拆，北京會是一個多麼洋氣的城市。

俱往矣，有他記憶的北京城，他一遍遍嚮書裡、戲裡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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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著吳秀波，不太看得齣他的年紀。他能演六七十歲的老人，也能演年輕人，而眼神、麵貌並不露齣滄桑痕跡。

他如鍛造利器一般鍛造自己的身體，“演員要儘量潔身自好，天天喝個爛醉，一天三包煙，見到好吃的就沒命，怎麼演呢？得控製飲食，鍛鍊身體，保持好的作息，讓你看起來能比正常的生理年齡往下十歲。”

同時鍛造的還有心性，“心性要比同齡人成熟，成熟十年以上，二十歲有三十歲的心性，四十歲有五十歲的心性，五十歲有七十歲的心性，創作的幅度就能往上十年。”

一上一下，劃齣起碼二十年的空間。

“一個演員得為自己的工作付齣。就像運動員要天天鍛鍊身體，書法傢要天天練字，演員依賴的工具就是自己的身體和狀態，自然也要日日打磨。”

最難的，是在打磨瞭身體與心性之後，迴覆單純空淨，擁有一雙五歲孩子的眼睛。“那就不得瞭瞭”，吳秀波說，他讓助理給我看《沉默的羔羊》中安東尼·霍普金斯的劇照，他的手指劃過那些明顯是專門下載下來的照片，“你看那雙眼睛！同是一個人的眼睛，這雙像畫闆，有很多故事；這雙像孩童的眼睛，摺射齣環境帶給他的所有事物和感受；這雙，恐懼、天真······所有情緒都在眼睛裡。這樣的演員，是何等修為！”

“這種演員老瞭就是無聲無息、安於生命，再也不會造次”，吳秀波把手機還給助理，他還在迴味，讚歎那些把生命奉獻給錶演的人。

不過接下來他打算把生命的一部分劃給錶演行業的另一個工種：製片人。“就是多做一些輔助性的事情，因為如果想在題材上做一些自由選擇，你需要對這個行業負責任，對成本、對付齣成本的人負責。不能說你選瞭一個東西讓別人賠錢。”他的手指急促地敲打著桌麵，“絕對不能賠錢！”

這件事他從演戲之初就開始積澱，最近兩三年有計畫地實施，直到最近纔放齣風來。相信，這是吳秀波又一次具體的“自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