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河逝水》以清末民國初至改革開放早期近百年中國社會為背景，以白河鎮兩代人錯綜交織的恩怨情仇為主要綫索，側重通過韓伯之和二禿父子不同的人生悲劇，描述底層民眾在復雜動蕩的社會變遷中的生存狀態。小說融閤私人敘事和宏大敘事方式，在兩個不同的時空場景中交錯展開敘述，時間跨度長，情節跌宕起伏，人物形象鮮活，語言簡約生動，充滿濃鬱生活氣息，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流水逝去，和河床留下的……（代序）

何 平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作傢”，不能簡單地理解成作傢代際更替的登場和退場，而應該深入到作傢和他所處的時代之間的隱秘關係，從作傢的寫作時代溯源，將他們整個的成長史納入到文學研究的疆域。在這裏，“知人論世”是一個猶未過時的價值立場。每一個哪怕再無名的作者都有他自己的“人”和“世”，而這個“人”和“世”又不是一個孤立的、單數的存在。因此，研究一個作傢的寫作，一個有效的視角就是讓他迴到“他們”中間去考究“他”和“他們”的同與異。

生於1957，穆達是一個“五十年代”作傢，他的《白河逝水》也是一部典型的“五十年代”作傢的小說。一個帶著個人經驗卻是假想的白河鎮，二十世紀近百年的興廢和重生；現代進入鄉村以及引動的鄉村變革；現代知識分子的啓濛理想在鄉村的展開；革命的起源和革命隊伍的復雜構成以及革命者成長；當代政治的畸變和鄉村之惡的沉渣泛起……這些是“五十年代”作傢，像莫言的《生死疲勞》《豐乳肥臀》、賈平凹的《古爐》《老生》、餘華的《兄弟》、劉醒龍的《聖天門口》、鐵凝的《笨花》等等，反復書寫，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國當代文學發育得最充分的文學母題。這是“一個時代的作傢”文學的“集體記憶”；其後來者穆達以他的《白河逝水》參與到他的同時代人的閤唱，卻有著他自己獨立的聲部。

作為同時代人中的後起作傢，穆達在集體經驗和個人記憶的縫隙展開瞭他的文學敘述。指認《白河逝水》和“五十年代”作傢的親緣關係是容易的，關鍵是要辨識其獨異性。從小說史詩性的追求看，作者有著藉助白河鎮“逝水”般的二十世紀，從小地方想象大中國的雄心。白河鎮當然也被作者賦予瞭我們爛熟於心的“郵票大的地方”的以小見大、以實入虛的意義。即便如此，《白河逝水》由於敘述的需要，采用“我”一邊經曆著“我”的“當代”，一邊又聽外公說“當代”之前的“現代”的小說結構。這種結構不是簡單的倒敘和閃迴，而是復調；現代成為白河鎮當代的一個前史。不惟如此，白河鎮的“現代”又幽靈般地復現在“當代”。作者沒有把這種幽靈復現簡單地歸結為曆史的必然。在作者的思考中，曆史充滿著詭異和偶然；白河鎮的革命和造反都有著纏繞的“地方性”和“私人性”，無論是大鬍子和二禿的造反，還是魏承祁和韓伯之命運浮沉，莫不如此。但即使現代侵入到當代，《白河逝水》寫作的主要背景仍然是當代，尤其是十年浩劫，尤其是這場浩劫假革命之名背後的黑暗之實有。

再有，值得關注的是《白河逝水》的現代“民族誌”意義。小說的“白河鎮”是一個迴族聚居的群落。這部小說近似百科全書式的寫作，或者民族的秘史，是一個“少數族裔”在一個“多數的”、“他者的”世界獨立而有尊嚴的生長。顯然，正是“民族性”使得《白河逝水》不僅僅有著“風俗史”意義的地方特色，而且小說中基層世界和民間社會的善與惡、正與邪、高尚與猥瑣的糾纏，其人性和人情都離不開“民族性”的根源。同樣，我認為，作者在對人性

之惡和人的被侮辱與損害有著深刻洞悉之後依然對人類正義和尊嚴的前景葆有理想主義的期許，也是因為這樣的“民族性”。

這是穆達提供給中國當代文學的異質性。

《白河逝水》不隻是“迴望”，它相信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之後，“傷痕”是可以修復的；二禿隱姓埋名的流亡之旅正是終結在作者以為的一個改革開放的好時代。我也願意相信作者的良善之心可以兌現。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白河逝水》對國民性峻急的反思和批判的同時，對那些“逝水”般流過的河床裏留下的親情、愛情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友愛念念復念念。

2016年5月6日

（何 平，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學評論傢。）

穆 達，男，迴族，1957年生於南京；1969年隨傢庭下放至農村，高中畢業後做過工，當過林場知青，搞過學大寨教育活動，1977年底考入南京師範學院中文專業；曾任中學教師，後轉為公務員，主要從事文學工作；發錶過文學作品，《白河逝水》是作者第一部長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