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全新视角，跨文化研究，深入20世纪初中国历史，直抵中国革命内在逻辑。

以美国学者特有的清晰感，观察中国革命实情，探知胡适的人生经历、思维模式。打破模糊认知，重塑20世纪初中国思想图景。

2. 费正清、史华慈得意弟子，比肩魏斐德、哈里森等人，重量级汉学家、东亚问题研究家。打破既定观念，展示不一样的中国革命史，对话另类文化领袖胡适。

长期以来，一些似是而非的理念，对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格里德以深厚学养，深入浅出的分析，告诉读者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文主义”，为什么有“文艺复兴”这种说法，“改良与革命”对中国人又意味着什么。

既讲了胡适一生的曲折故事，同时思想干货满满，坚守独立学者的风采。行于思想而不止于思想，是用传记故事谈观点的典范之作。

3．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John K. Fairbank Prize)获奖著作，哈佛东亚研究(Harvard East Asian)出品，用历史细节，展现知识分子在文化变革中的英勇，和在社会革命中的无力。

写实性、可靠性强的经典作品。难能可贵的是，格里德善于讲故事，擅长对当事人心理做深层推演，可读性大大增强。关注历史细节的读者不容错过。

4．读得懂胡适，才能更懂中国。

胡适，身兼多重身份：罗斯福的校友、蒋介石的大使、毛泽东的老师、汪精卫的朋友，宋子文曾经的知交、陈独秀的救星、约翰·杜威的学生、李敖的接济人……复杂的身份，使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作用与地位，难有人能替代。

5. 对20世纪初中国大事件，进行非常规、跨文化解读。

事件：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政府北伐，宁汉分裂，南昌起义，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新生活运动，西安事变，太平洋战争，开罗宣言，国共内战……

人物：罗斯福、蒋介石、毛泽东、梁启超、杜威、顾维钧、宋子文、蔡元培、闻一多……

6. 既有精彩绝伦的私人故事，又极具恢宏视野与问题意识。

作为知识分子史研究者，格里德不可避免地，“精通”许多私人轶事；作为思想史的严肃学者，格里德问题意识深重，对中国的命运极度关心。正是两种气质的融合，造就了这部好看、好读、又深刻的思想佳作。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是费正清奖获奖作品，哈佛东亚研究经典。

中美跨文化交流先驱，哈佛东亚研究经典论著。

李泽厚、庞朴、朱维铮推崇，费正清奖获奖作品。

著名汉学家杰罗姆·B.格里德成名作。

不只开美国研究胡适风气，更深入革命，勾勒中国文艺复兴中的阻力与动因。

带你领略一个与罗斯福、蒋介石平起平坐的男人。

读得懂胡适，才能更懂中国。

胡适倾其一生，见证中国文艺复兴的起落，并影响着20世纪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

胡适的幼年，历经中国传统教育的洗练，他本人一生的思想却与传统背道而驰。胡适崇尚美国文化和开放态度，对激进思潮一直深表怀疑。胡适的思想与当时的政治变动息息相关，他本人却公开声明不谈政治，而提倡“多研究具体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推崇的实用主义影响了一代知识青年，却又因自己超然而略显天真的政治姿态，被热血青年们所抛弃。

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期间，胡适更是中国自由主义政治和社会观点的重要倡导者。他自称美国实用主义代表人物约翰·杜威的门徒，是一位对教条主义不断提出批评的评论家，也是一位持续倡导社会进化与务实改革的学者。最终，他的立场很容易受到革命人士与保守的传统主义者的质疑。本书中，格里德立意深远，在中国近代危机的背景下，审度胡适思想的生发和展开。

胡适所经历的，是一个严峻的时代。革命、战争、政治阴谋过早地耗尽了人们开朗的精神活力，以至于许多人将胡适政治公正的主张，看作是对当时政治无能的辩护。但即便在最后，胡适的乐观态度也并未完全丧失。即便他感受到，在过去四五十年里，“有某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把什么东西都完全地破坏了”。

这部作品无意于盖棺论定，却仍不失意味深长。胡适想象的中国未来，是温和、宽容、尊崇法律与理性的准则的。如此明确清晰的宏伟蓝图，他本人已不可能亲眼看到。他的无休止的受挫和真诚混合在一起，为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添上了浓重的色彩。

杰罗姆·B．格里德(Jerome B. Grieder)，汉名贾祖麟，哈佛大学博士，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长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史等。所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获费正清奖(John K. Fairbank Prize)。

在格里德的研究生涯中，胡适不但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还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格里德用重要的篇幅，讲述了1917—1937年间，由胡适等知识分子引领的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和广泛影响力，充分展现了近代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变革中的英勇，和在社会革命浪潮中的乏力。

格里德的研究涉及的实用主义发展历程和中国文艺复兴的珍贵史料，有重要的思想史、文献学研究价值。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为中美历史学界的交流提供了经典的参考模式，其成果也是跨文化研究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