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uralism and the Personality of the State (Ideas in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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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David Runciman
出品人:
页数:300
译者:
出版时间:2005-11-30
价格:USD 58.00
装帧:Paperback
isbn号码:9780521022637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 英文原版
  • 政治学
  • 政治哲学
  • 政治哲学
  • 多元主义
  • 国家理论
  • 政治思想史
  • 自由主义
  • 社群主义
  • 政治身份
  • 现代政治
  • 思想史
  • 西方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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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Set against the broad context of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about group and state personality, Pluralism and the Personality of the State tell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luralism. The pluralists believed that the state was simply one group among many, and could not therefore be sovereign. They also believed that groups, like individuals, might have personalities of their own. The book examines the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 to political pluralist idea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work of Thomas Hobbes and the German Otto von Gierke. It also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f pluralist thought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Part Three returns to Hobbes in order to see what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about the nature of his Leviathan and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as it exists today.

好的,这是一本探讨二十世纪早期欧洲思想史的著作,聚焦于围绕“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一核心议题展开的政治哲学辩论。这本书深入剖析了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欧洲知识分子群体如何重新定义国家、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对现代政治制度设计产生的深远影响。 本书的核心论点是,理解二十世纪欧洲的政治动荡,必须回到对其“国家本质”的哲学争论中去。它摒弃了将这一时期的思想简单地划分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或保守主义的二元对立框架,而是着重展现了各种看似对立的思潮背后,共享着对传统有机体国家观的共同挑战,以及对新兴的、更具渗透性的现代国家权力形态的焦虑。 第一部分:古典遗产的瓦解与新哲学的兴起 (c. 1900–1918) 本书的第一部分追溯了“国家人格”概念在19世纪末的衰落过程。它首先考察了黑格尔式国家观的最后一次强力辩护,特别是在德国的法哲学传统中,国家如何被视为道德实体和最高意志的体现。然而,随着经验主义社会学,尤其是杜克海姆学派对社会事实的强调,以及英国“理想主义”学派内部对“国家意志”的道德绝对性的质疑,这种古典的、统一的“人格”模型开始出现裂痕。 随后,本书详细分析了战前进步主义思潮对国家的重新定位。在英国,如L.T.霍布豪斯等思想家,试图在个人权利与社会义务之间寻求一种“协同”的平衡,而非基于单一的、统一的国家人格。他们将国家视为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的仲裁者,而非至高无上的创造者。 在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对国家权威的重新审视更为剧烈。本书重点讨论了尼采遗留的权力意志哲学如何被不同的群体所挪用。一方面,它启发了旨在打破传统道德束缚的精英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它也为后来的威权主义思潮提供了理论温床,即认为只有强力的、非理性的领导意志才能凝聚涣散的现代社会。 第二部分:一战的冲击与国家形态的剧变 (c. 1918–1929)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一场军事冲突,更是一场深刻的认识论危机。本书认为,战时国家机器的全面动员——从经济管制到宣传机器的建立——彻底暴露了传统自由主义国家观的局限性。国家不再是夜间守望者,而是无处不在的“全能官僚机构”。 战后,围绕如何处理这种新的国家权力,思想界出现了显著的分化: 1. 技术官僚的崛起与功能主义的尝试: 一些思想家,如德国的卡尔·施米特(在早期阶段)以及一些受到美国实用主义影响的欧洲学者,开始将国家视为一个纯粹的技术和组织问题,试图用效率和功能来替代“道德人格”。他们关注的是行政效率和危机决策能力,而非国家形而上学的本质。 2. 对“群众”的恐惧与精英主义的回归: 面对战后欧洲的政治不稳定和大众政治的兴起,许多知识分子转向了对“群众”的深刻不信任。本书探讨了莫斯卡和帕累托的精英理论如何被用来解释国家的统治结构——国家被视为一个永恒的、少数精英统治的现实,与任何关于人民主权或国家人格的理想主义描述相悖。 3. “小共同体”的呼唤: 作为对中央集权化趋势的反动,一系列思想运动开始强调地方性、工会自治和专业团体的价值。这些理论家,深受普鲁东互助论和英国工团主义的影响,主张权力应分散到中介组织中,削弱国家的直接干预。这本质上是对国家“统一意志”的彻底解构。 第三部分: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国家理论的极化 (c. 1930–1939) 本书的最后部分聚焦于经济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兴起对国家理论的决定性影响。在这个阶段,关于国家本质的争论不再是抽象的哲学思辨,而是生死攸关的政治选择。 法西斯主义的“行动哲学”: 本书详细分析了意大利和德国的理论家如何将国家人格推向极端,将其人格化为一个“生存的意志”(Will to Live)或“历史的使命”。这种国家观彻底否定了个体的独立性,主张国家是唯一真实的行动主体,个体仅仅是实现其历史目的的细胞。这与古典自由主义对权利的强调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自由主义的防御与重塑: 在面对极权主义的挑战时,英美思想界(如哈耶克和波普尔的早期工作)被迫超越纯粹的古典自由主义框架。他们开始从“知识论”的角度论证限制政府权力的必要性,认为任何试图将国家塑造成一个全知全能的“人格”或“计划者”的尝试,都必然导向知识的傲慢和暴政。国家的能力被视为有限的、分散的,而不是统一的、全能的。 第三条道路的探索: 书中也审视了如天主教社会思想(如《五十周年通谕》)和工团主义者提出的替代方案,这些方案试图在资本主义的原子化和共产主义的全面国有化之间,构建一种基于“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y)的社会秩序,即权力应尽可能地保持在最小的、最接近个体的层级。 结论:人格的终结与现代政治的遗留问题 本书的结论部分总结道,到1939年,关于“国家是否具有单一、统一的道德人格”的哲学辩论已经基本终结。国家的现实形态是功能性、技术性、且受制于意识形态动员的混合体。 战后的政治实践,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极权国家,都证明了国家是一个工具性实体,而不是一个可以被赋予“人格”的形而上实体。 然而,作者强调,对“国家人格”的追求虽然在理论上失败了,但其遗留问题依然深刻:即如何在一个日益复杂、全球化的世界中,为那些集中化的、技术性的国家权力,注入道德约束和合法性。本书最终引导读者思考,现代政治的真正挑战,是如何在没有“至高人格”的国家中,维护个体的尊严和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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