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發掘香港1919至1941年間，印行於雜誌、報章副刊及單行本之小說。

二十年代香港文學新舊交替，白話小說的內容與技巧雖仍處於摸索階段，卻沿此開發出奇異多元的創作實績。其中可見私小說式的文人感懷、城市感官的印象速寫、社會低下階層生活之刻劃；不少作者更通過現代小說此一有待定義之媒介，或深入人際關係、情感愛慾的幽微處，或重塑社會道德價值、性別身份，大膽新穎之想像，未必不及後來者。三十年代末至香港淪陷前，不少內地知名作家短暫來港，固然予本地文壇以啟發與示範，但亦同時成為主導聲音，文學創作與急迫的政治局勢漸見無可分割，早期香港新文學的活力反倒有所減退。

為存香港文學草創時期之豐富面貌，本卷收入作品既有出於成名作家侶倫、謝晨光、張稚子（張稚廬）等，亦不乏被時代遺忘之無名作者。

導言 謝曉虹（節錄）

你要拿那些在時間中沒有自己位置的事件怎麽辦呢？那些事件來得太遲，當它們抵達時，時間已經被分配出去、大卸八塊、分贓完畢。現在那些事件被人丟下，凌亂地散在某處，懸在空中，像是個無家可歸、無所適從的游民。

──布魯諾‧舒茲《沙漏下的療養院》1

一

這裏收入的華文小説，2選自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一年之間。兩個時間刻度，便於故事的啟動與收結。前者暗示北京爆發的五四運動，在文化上激起的波紋，足以延綿彼時的香港，引發文學的新局面；後者召喚戰爭的記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黑色聖誕，日軍壓境，當時的港督楊慕琦被迫簽下降書，文化氣候亦為之變天。然而，我們或也不妨視這些時間標記為複合時空體的兩個側影、返回歷史現場的兩個臨時入口。

我把這個選本理解為某種「歷史」的入口，並非視小說為時代的「記錄」。甚麼是寫作？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說，語言（langue）是一道邊界，而寫作──言語（parole）活動是一種逾越，是一種可能性的期待和確定，是一種「行動」。3寫作並不被動地記錄，這種介於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行動，不單波動着語言的界線，它同時是情感、想像與事件的交會處。寫作的痕跡因而重新賦予歷史一種動態──相對於延綿線性的歷史敘述，我想像一個時代的文學選本，呈現的是一種多孔的狀態：那些已經逝去的，互相競逐的聲音，仍然企圖在歷史那張反覆被塗得扁平的臉上，噴湧出來。

然而，四十年代以前的香港文學，是幾乎已經湮沒了的聲音。如果不是有心者的保存與勘探，4它們大概會在亞熱帶悶熱潮濕的氣候裏，隨發霉的舊報刊，被永久遺忘。事實上，面對倖存的報刊殘頁，消失與沉默的聲音，比遺留下來的更巨大。記憶是選擇性的，文學歷史的記憶因而也是一種集體念記／遺忘的過程。在我來説，這個選本的目標，即是與被遺忘的對抗；而我也是如此理解這裏指涉的「香港」文學。

在徵用「香港」此一意符來理解文學發展時，我們不得不同時意識到它的危險性。「香港文學」之成為一個研究的範疇，浮起於城市主權轉易之際，因而彌漫着被消失的陰霾。5這個與政治現實緊密相連的課題，誘使研究者追索一個足以抗衡中原論述的香港主體。然而，香港文學雖與這座城市的命運休戚相關，它作為一種邊緣的存在，它的被消失，人們對它的視而不見，未必不是這座城市的常態。二十年代的文學雜誌以「伴侶」命名，希望在摩托車與商店招牌之間覓得相濡以沫的同路人又有文人組織「島上社」，以文學出版來抵抗這座「無聲之島」，7都説明了文學生命與這個商埠緊張關係。

謝曉虹，香港科技大學哲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現任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助理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師。獲第十五屆台灣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短篇小說首獎、2004年度香港中文文學獎小說組冠軍。個人首本小說集《好黑》獲第八屆中文文學雙年獎首獎。香港文學雜誌《字花》發起人之一。近期作品有合著小說《雙城辭典》、短篇小說集Snow and Shadow（Nicky Harman 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