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来了照相的》是对豫鲁苏皖四省交界二十三县二十四位照相师傅的访谈录。王勇的访谈工作起于2011年年中，截止到2014年年初。访谈地点包括河南兰考、民权、睢县、夏邑、永城、柘城、周口、商丘；山东曹县、成武、单县、鄄城；江苏丰县、沛县、泗洪；安徽亳州、砀山、利辛、灵璧、 蒙城、濉溪、涡阳、萧县，还有北京等地。本书主要呈现的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中部地区民间影像文化蔚为壮观的景象。无疑，这是现代影像文化生态中十分重要而又一直被忽视的部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民间影像的生成机制、内容形态、评价认知、流布结局等现象构成了我们影像文化的底色。王勇身处具有区位优势、离家二十公里便可以到达另一个省的河南最东端—永城市，对这一带的地理、历史、方言、习俗，包括那些外人难以把握的人情世故隐秘情状皆熟稔于心，加之他本人即为摄影家，长期研习摄影，可以说是做这样的影像文化田野调查最为适当的人选。他历时三载，穿梭于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地带，反复到被访谈者家中和濒临倒闭的老照相馆中去，拜访这些被老顾客遗忘、被新技术淘汰了的边缘人物，与那些寂寞而又热切的目光相遇。

不经意间，一个个名不见经传的家庭的历史乃至家族的历史就在这一连串的照片中完成并被保存了下来。因此，乡间照相馆的摄影师是保存历史和民间历史人物的无名英雄。这本书不仅记录了中原大地民间影像文化和技术之变迁，更表达了作者对家乡父老乡亲的敬重与感念，以及对家乡大地深深的眷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

照相馆塑造了乡愁，然后保存了乡愁，让乡愁成了现代中国的一个情感记忆。王勇通过访谈激活了这些记忆，让几近消失的照相馆成为乡愁的寄居地，并以庄重的形式重新回到我们面前。————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杨小彦

无论时代与政治如何变迁，中国照相馆留下的影像仍旧是今天了解中国人传统的珍贵视觉文本。照相馆镜头前人们的一招一式，显示传统对他们的影响不亚于时代与环境。照相馆的摄影师们在这种传统文化中扮演着忠诚的记录者。————上海美术馆原学术部主任、蓝空间艺术馆馆长：肖小兰

一本来源于乡土、带着乡土气息、真实生动的影像文化读本，勾画出乡村影像文化的基本形态和其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时代变迁的印记。中国乡村照相馆发生的故事，似曾相识，又似遥远，耐人寻味。————中国摄影出版社社长：赵迎新

序言

本书是对豫鲁苏皖四省交界二十三县二十四位照相师傅的访谈录。王勇的访谈工作起于二○一一年年中，截止到二○一四年年初。访谈地点包括河南兰考、民权、睢县、夏邑、永城、柘城、周口、商丘；山东曹县、成武、单县、鄄城；江苏丰县、沛县、泗洪；安徽亳州、砀山、利辛、灵璧、蒙城、濉溪、涡阳、萧县，还有北京等地。本书主要呈现的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中部地区民间影像文化蔚为壮观的景象。无疑，这是现代影像文化生态中十分重要而又一直被忽视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民间影像的生成机制、内容形态、评价认知、流布结局等现象构成了我们影像文化的底色。

从这些影像的拍摄、制作者一照相师傅的角度，通过访谈、物证，如此密集地呈现特定历史时期内的地域影像文化，特别是民间影像文化状况，这弥足珍贵，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但这又是一件紧迫的事情，耽搁不得，正如王勇开始这项工作时就意识到的那样：一切都要与时间赛跑，无论是面对那些日渐衰老的师傅们，还是面对即将拆除的旧日地标建筑老照相馆，抑或那些即将送入废品收购站的老照相馆物件。在这一带，民间有不留陌生人的相片甚至烧掉家庭过世成员的相片的习俗，那些开了几十年的照相馆也不例外。只要你开始思考、做事，恐怕马上就会意识到要与时间赛跑，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

这些被访谈者中有一些人生活在县城，也有一些人生活在乡镇。他们大多是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之后国营照相馆中的一员，和理发、旅店、洗浴及饭店的员工一道，被称为服务业人员。其间有耄耋之年的老一代，甚至当地第一代照相师傅，当年他们身背外拍机、背景布，骑着自行车在乡间穿行的形象，早已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乡村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流动人口稀少的乡村，乡村文化中照相术本身依然拥有的神秘仪式感，以及相伴而来对拍照结果近乎神圣的热切期待，都已随着社会的开放、摄影术的普及而成为考古式的乡野传说。对于阅读这些访谈的年轻读者来说，无论是生活在城里还是乡下，或许都难以感受到父辈们亲历的这一情形。

而今，这些师傅们工作过的照相馆，或由继承人一子女改为影楼，或因后继无人而歇业、拆除，无一例外的是，原址上都建起了新楼，成为新型城镇化宿命般的注解。

书中还记述了新世纪以降奔波于乡村的中年一代照相师傅，作为逝去生活场景的延续，旧时的自行车已改为箱式卡车，除了照相机、背景布外，还带上了孔雀、小马、驼羊，各色道具，当然也包括烧锅做饭的家当，阵势看起来也更像个马戏班子，照相反倒成了水到渠成的副业似的。当年那些照相师傅走村串乡，受到管吃管喝管住、待若上宾的情形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今天，在留守乡间的老人儿童中间寻找商机的、四处赶庙会的照相师傅，多少有些像精明的小商贩或流浪艺人，只有制造出热闹夸张的声势才能生存。“照相的”，语义已经变化很大。

书中这些看似细碎、无序，甚至缺乏连贯叙事的对话，却细密地拼贴出这一区域有关摄影术的历史、地理想象来。好在常年从事服务业，接待过八方来客，每一位师傅都能说会道，语言生动有趣。在那些依稀出现略带夸张、表演的职业性语调里，历史的细节总在不经意间透露出来。来自葡萄牙的传教士最早把摄影术带到了河南永城；远在日本大规模侵华之前，日本照相商人就已经在中原腹地开设照相馆；来自欧美的摄影师多次来到这一带拍摄中原地区的灾荒等重大事件；国民政府的摄影师们也穿梭于这一中华腹部，奔波劳顿。一九四九年开始至“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一地区一些年轻的照相师傅被分别送到上海的王开照相馆和北京的中国照相馆学习技术；广卅l的照相师傅来到郑州、洛阳开设照相馆，而县城的师傅们又来到这些地方学习他们的技艺；徐州附近的师傅们聚集在此，听上海、南京来的师傅们传经授艺，等等。除了这一脉络外，那些负责宣传任务的公家人一照相干部、摄影记者们也成为这里照相师傅们接受外来影像知识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在不少人的表述中都可见到他们模仿杂志照片拍摄的经历。所有这些外来的种子，会在这片土地上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呢？还有，那些照相师傅们只言片语叙述的重大历史事件，因其亲历者、观察者的身份，而格外引人注目。

无疑，这些照相师傅是塑造乡村影像文化形态一包括美学趣味、照相体态、景观想象的主体。特定历史时期内，大量的乡村人，包括县城人的视觉形象正是经由他们来创造的。一些人讥之为土得掉渣，另一些人则为其乡土特色欢欣不已，但更多的人在其间寻到了无尽的乡愁，淡淡的，幽幽的，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特别是在社会流动加速、城镇化浪潮无可避免的背景下，那份依凭影像存留的乡村记忆更加弥足珍贵。多年来，这些影像只是在民间流传，自生自灭，难以进入官方叙事渠道，也不被大多数的拥有者认知、珍视。与那些饱满、朗润、典型、激越大行其道的宣传照片相较，它们不入流，拍摄者本人往往也自惭形秽，觉得技不如人。大量的文本也可以让观察者看到，这些从事商业服务行业的照相师傅们努力模仿官方宣传照片的痕迹。但总体说来，这些影像还是形成了自己的特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特质不只是美学意义上的，同时更是记录意义上的，成为考察这一时期本地区乡村、城镇文化重要的、直观的文本。至于这些影像的特质是什么，如何界定，相信阅读此书的读者诸君，包括聪明的研究者自有判定。

王勇身处具有区位优势、离家二十公里便可以到达另一个省的河南最东端一永城市，对这一带的地理、历史、方言、习俗，包括那些外人难以把握的人情世故隐秘情状皆熟稔于心，加之他本人即为摄影家，长期研习摄影．可以说是做这样的影像文化田野调查最为适当的人选。他历时三载，穿梭于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地带，反复到被访谈者家中和濒临倒闭的老照相馆中去，拜访这些被老顾客遗忘、被新技术淘汰了的边缘人物，与那些寂寞而又热切的目光相遇。

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作者的执着与淡定：

一、为了提高自己的调查水平，王勇报考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职研究生，为期一年半时间，每半个月利用周末到北京学习两天，从未落过一次课。更为难得的是，他一方面学习社会学前沿理论，另一方面却坚持使用方言访谈，采用日常化叙述，使用被访谈者耳熟能详的语词说话，这使得他的调查没有那些半吊子学术腔，没有脱离语境，更没有自说自话或代人发言的状况。相反，每一次访谈，王勇都一如寻常，不改初心。二、他搜集了几乎所有这一地区的地方志，把整理出来的口述材料与地方志反复对照，以求准确；虚心向熟悉当地文化的人士请教，反复求证材料；把对影像文化的观照纳入到当地社会生活史，甚至物质文化史的背景中去。三、搜集大量乡村影像文化中那些“不值钱，没人要”的旧东西，如自制器材、外拍机、道具、大尺幅照相背景布等，这成为文字之外的另一大收获。对这些重要民间影像文化物质的系统化、抢救性收藏，为进一步的研究、展示提供了条件。

访谈初期，王勇租车前往，后来买了辆越野车，两年半时间，居然跑了近六万公里。他在当地电力系统工作，本职工作颇多业绩，以上所有这些都是他在业余时间自费完成的，想来甘苦自知。他的妻子鲁玉曾这么总结说：“王勇真是把一切都献给照相事业了！”而她的全力支持，同样令人感佩！

是为记！

后记

二○一○年开春的一天，去北京大学听课之余，与时任《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的晋永权老师在北京新街口一家川味小馆子喝酒。酒过三巡，自己免不了把在北大社会学系听课的收获与困惑倾诉一番。我问他，早些年自己曾经做过永城国营照相馆师傅的访谈，能不能接着往下做？他说，这是个好题目，目前在国内摄影史研究中还是个空白。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个县城只有一家国营照相馆，甚至这个县的经济、文化、历史、社会发展的视觉呈现仅此一家，别无分店。他建议我以自己的居住地一一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带永城为原点，关注这交界地带的乡村照相馆，对这里的照相师傅进行深度访谈，并同时收集实物材料。

接下来的三年时间，节假日、星期天我便到这些照相馆去访谈，老照相馆的背景布、老式相机、放大机，以及残留在县城中老照相馆，让旁人看来没有意义的照相馆物品，都是我关注的对象。

去每个县城老照相馆采访，照相馆师傅对我说的最多的是：哎呀！你要是上个月来就好了！你昨天来就好了！你去年来就好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你那个时间来，以前老照相馆的物品还完好，还存在，现在你来晚了，卖废品了。每当我听到这些话，深深地为这些制造乡村影像和留住社会印记的物品消失得如此之快感到遗憾。因为这些散落在民间的乡村照相馆都会有不同的幕布与道具，寄托着人们的理想生活。有的是传统的祝福，有的则是对新潮的向往。无数由普通家庭保存的照片延续着社会的记忆，象征或维系着家庭的繁衍和团结，当我们看到乡村照相馆的每一张照片时，浮现在心中的是感动与尊重，还有为流理和解读这段历史尽力而为的责任。所以，这是与时间赛跑的事情。

每当开车从家出门，确定好采访路线后，心里总是发虚，担忧到这个县城能不能找到照相馆的师傅，能否采访到有别于其他县城照相馆、照片的故事，担心是多余的，二十四位照相馆师傅对我的真诚与支持，让我感动。

那一次，亳州兄弟照相馆师傅、八十五岁的李建兴，找到他家时已是晚上十点了，李师傅仍然不顾休息，坚持把亳州照相馆的历史、发展与变革向我叙述。利辛的王怀明、灵璧的刘传武、蒙城的王增勤、涡阳的宋治民、濉溪的菅兆云师傅在我采访的过程中都给予了支持与帮助。萧县文化馆的郑继刚老师还把家中珍藏多年的老酒拿出来一起畅饮，砀山的方志坚师傅一边打着点滴一边给我讲述，永城九十一岁的朱瑞云嘱咐我要用心写，让大家都记着这群人用相机记录的这段历史。江苏丰县沙玉君、沛县刘恩华、泗洪县杜学忠师傅，河南兰考耿桂华、民权赵秀亭赵秀菊兄妹、睢县季永康、夏邑县刘来力、柘城县郑宪法、周口王维金师傅，山东曹县时坤玉、安才楼村李新昌、成武县宋爱民、单县闩新春、鄄城流动照相馆的范杰师傅以及他们的家人，等等，都令我至今难忘。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走进建国后乡村照相馆这段历史，还原了当时农村社会是什么样，生活是什么样，农村的发展是什么样，触摸了这段岁月，了解r不同年代的社会变化。他们用手中的相机记录和定格了村里人和城里人的记忆：毕业了，生日了，青春的留影；过年了，过节了，团圆的合影；结婚了，生子了，幸福的合影……在相机里，一张张胶片把人的情感保留了下来，抓住逝去光阴的一瞬，留下永久的记忆，向人们诉说村里人的变化……

而那些背着老式照相机，奔走于村与村之间的照相师傅已经很少见，随着他们的离去，老百姓也渐渐淡忘了，这些熟悉的身影。不过，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它都沉淀在时光的记忆中。闲暇时，蓦然回首，总能给我们带来一种抹不去的温暖。

有些照相师傅对传统的照相艺术仍非常怀念。周口王开照相馆的王维金师傅说：“在单反加PS泛滥的今天，很多人不再喜欢照片里棱角分明的自己。那种平光的拍法，加上化妆，可以隐去脸上的瑕疵，拍出来的都是大白脸。以前用传统的摄影设备，拍出来的照片层次感更强，更为细腻。健康并不是白白嫩嫩，有血有肉看起来才自然。以前的修片，要先将HB铅笔削出三分之一的笔芯，再用砂纸将笔芯打磨成针尖一样细，然后涂上松精油，才开始进行修片，那真的是一笔一笔精心修出来的，所以人的神态表情透露着一股灵气，是现在的电脑修片所无法比拟的。而今天的修片技术也越来越呈现出拟真、逼真、乱真的形态，也越来越使得人们相信其真实性。以虚假之真代替本质之真，满足了人的虚荣。”

正是这些师傅们丰富的经验、不凡的阅历给我以启发，梳理了我对这段历史和照相技术的认知。他们给我的信任与扶持，实非“谢谢”一词所能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从确切的意义上来说，这部著作乃是这些照相馆师傅的集体书写而我只不过是这部“集体创作”的执笔者而已。若有失误，责任在我。

访谈过程中，我多次向中国摄影出版社社长赵迎新请教，她对这本书的结构、内容与访谈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曾不厌其烦地给予多方面指导。她还把照相馆师傅经典的语录摘出来作为导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谢立忠、王思斌、杨善华，中山大学教授杨小彦，原上海美术馆学术部主任肖小兰，《中国摄影家》杂志主编王保国，《南方周末》图片总监李楠，奥地利维也纳美术学院博士门晓燕，中央美院艺术史博士刘俐，中央电视台讲述栏目制片人张德宏，《中国产经新闻报》执行总编辑朱冰尧，《中国青年报》记者郑萍萍，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导演高嵩、百家讲坛最年轻的主讲人魏新，新华社摄影编辑吴蓉。摄影家吴鹏、张左、王武、王东伟、高腾等，都给予了我持久的鼓励，本书编辑李健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并提出了中肯的删改意见，在此一并感谢。

访谈过程中，每对一位照相馆师傅访谈后有什么收获，我都要与晋永权老师一起分享。他建议我收集县志，去印证照相馆师傅的叙述。按原来的计划，全书要采访五十位照相馆的师傅。二。一四年年初，晋永权老师通读书稿后，建议到此为止，说有些事情要学会“收”。

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为我承担、付出了许多，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完成这项费时费力的访谈。我也把这本书献给他们！

王勇，1975 年生于安徽淮北农村。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供职于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地带的河南省永城市供电公司。2010 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研修班学习。2013 年1 月，参与由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支持的《我们村——中国城镇化影像实录》拍摄项目。摄影专题曾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媒体发表；在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举办过以中原传统的农民生活方式为主题的展览，致力于这一课题的拍摄整理工作。[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