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閱讀聖經約伯記的時候，不免發出這樣的疑問：約伯為何莫名地遭受毫無意義的痛苦？若上帝存在，為何有惡？若惡存在，上帝怎會存在？這不僅要求人們理解，更是一個人如何將自己置於解放之道的例子。對安東尼奧‧奈格里而言，這是一個實踐的問題，而不是神義論問題。即使約伯的相關論述漸漸形上學化，但他是一個受苦的具體肉身，作者帶領我們在具體的身體之中來談解放，探討從剝削勞動到肉身的救贖。

安東尼奧‧奈格里(Negri)對約伯記的詮釋引用了一種公義(justice)與經濟價值(economic value)之間的類比，認為這兩者皆受到度量(measure)以及等價(equivalence)的理論所支持，他指出度量理論在這兩個領域中已經陷入危機。內格里的論證，來回往復於法律與經濟之間，同時也來回往復於約伯受苦的場景與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之間。

約伯與其對話者原本都照著一種賞善罰惡的報償式邏輯來設想正義。約伯最初的抱怨是：他沒有做過任何罪有應得的事，所以他的受苦是不正義的。他的三位對話者以利法、比勒達與瑣法皆主張神的正義及其度量體系是完美無缺的，或許是奠基在一種超越人類所能夠理解的計算或信息之上。但約伯卻堅持度量理論已經受到侵犯：沒有任何等式可以合理化他所承受的苦難。

馬克思特別關注於勞動力，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勞動並沒有獲得與其產品相同價值的報償。在付給勞工的報酬與勞工為了產製商品所付出的勞動價值之間，剩餘價值的落差甚大。正如約伯受苦代表了一種等價正義理論的違反，對於勞工的剝削與資本家對剩餘價值的剝奪，同樣也違反了勞工與資本家之間價值公平交易的概念。

然而，當二十世紀末資本主義生產的重心已然移出了工業之牆，奈格里主張度量的基礎趨向崩解。一方面，工作日的定義以及工時與非工時的區分漸趨模糊，如此勞動量無法被恰當地度量。另一方面，非物質生產諸如觀念與傾向的價值，無法如同物質商品諸如冰箱、汽車的價值一樣被量化。即便受到侵佔的價值無法被量化計算，但勞工仍受資本家的剝削；即便勞動的生產力無法被度量，勞動仍是一切價值的來源。這種概念上及政治上的挑戰暗示我們要回到約伯，並且有助於我們理解奈格里對約伯的受苦及其創造性力量的關注。

安東尼奧‧奈格里對約伯記的解讀使用一種約伯與勞工之間相當迂迴的類比，它們建立於兩個重要的連結上。首先強調了約伯的受苦，奈格里宣稱，恐懼建立了主體與治權之間垂直關係的同時，痛苦就是人與人之間水平關係的基礎。我們所分享的共同痛苦—存活、辛勞、與鬥爭—是一種團結的正面基礎。其次約伯與勞工之間更為重要的連結，則是建立在人的創造性權力上。約伯就是人在地上的權力：社會性、建構性的權力；他具有生產力、成為價值的集體勞動力。這樣，約伯的角色就作為一個受苦、鬥爭以及人類勞動終極力量的寓言。

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

前帕都亞大學 (University of Padua) 與巴黎第八大學 (University of Paris VIII) 政治科學教授，精研斯賓諾莎思想，熱衷參與工人運動，曾因政治犯身分入監服刑及流亡法國，透過分析受苦從事抵抗強權的研究。著作等身，例如《革命時刻》(Time for Revolution, 2003)、《叛亂》(Insurgencies, 1999)、《野蠻的特異性》(Savage Anomaly, 1991)、《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Marx beyond Marx, 1991)、《顛覆的政治學》(Politics of Subversion, 1989)、《挽回革命》(Revolution Retrieved, 1988）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