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是我国著名史学史专家、南开大学杨翼骧先生代表巨作，也是史学史学科的学术精品，具有重大学术价值，被学界誉为“嘉惠后学的佳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美中不足之处是该书起讫时间自上古而至明代，明代以后的编纂，杨先生在世时尚未及着手，成为该书的缺憾，也成为史学界一大憾事。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和新史料的问世，对《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续编和增订亟待完成。本书是《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元明部分，杨先生的弟子对书稿内容进行了大量的修订和增补。
作者简介
杨翼骧（1918—2003）字子昂，山东金乡人。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学史专家。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1953年到天津南开大学工作，历任副教授、教授、系副主任。1982年筹建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任所长。 杨翼骧精于中国史学史和古代史的研究。四十年代即发表《司马迁记事求真的方法与精神》、《班固的史才》、《三国时代的史学》等论文。1956年撰著出版《秦汉史纲要》，是解放后最早的秦汉史教材之一，被高等院校普遍采用。八十年代完成多卷本《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被学术界誉为传世力作。1979年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吴泽教授共同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主编，并专门负责古代部分。杨翼骧执教南开五十年，他开设的多种课程，均得到教师和学生的嘉评。尤其是中国史学史课程，以内容全面、资料丰富、条理明晰、分析精到、观点平允、语言生动、板书工整而著称。
目录信息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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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我一直认为，要深入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不能仅仅关注那些政治事件和战争冲突，更要关注这个国家的人们是如何“书写”历史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这本书，恰恰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它以“编年”的方式，将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史料，如同串珠一般，一一展现在我眼前。这让我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史学是如何从最初的零散记录，逐渐走向系统化、理论化，并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体系。 这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能够将那些抽象的史学理论，落实到具体的史料和史学家身上。比如，书中对汉代司马迁《史记》的分析，不仅描述了其宏大的叙事，更深入探讨了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抱负。又如，书中对清代考据学派在史料辨析上的严谨态度，也让我看到了中国史学对“真实”的不懈追求。这本书的“增订”之处，更显得弥足珍贵，它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补充和完善，使得内容更加充实，论述更加有力。阅读这本书，让我对中国古代史学大家们的智慧有了更深的敬意，也让我对史学研究的复杂性与严谨性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评分《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这本书，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位沉默的智者，它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也没有跌宕起伏的叙事风格，但它所蕴含的深厚学识和严谨态度，却足以让我反复品味，受益无穷。我一直认为，要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离不开对它历史的书写方式的理解。而这本书，正是从“书写历史”这个角度，为我打开了认识中国文化的一扇新窗口。通过这本书，我得以一窥中国史学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从最初的零散记载，逐渐形成系统化的体例，发展出成熟的史学理论，并不断反思自身。 书中的“增订”部分，尤其让我感受到作者的良苦用心。它不仅仅是对已有史料的补充，更是在对这些史料进行深入挖掘和辨析的基础上，提出更具洞见的解读。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书中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一段论述，它不仅提到了曹操《孙子兵法》的注解，更深入分析了当时史学对“史德”的重视，以及对史料真实性的追求。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史学史料，在作者的梳理和解读下，都变得熠熠生辉，让我看到了中国史学背后那份对真理的执着和对文化传承的敬畏。阅读这本书，就像是在与历代史学大家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我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评分对于我这样一个热爱历史、却又常常被庞杂史料所困扰的读者来说，《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简直就是一本“救星”。它的“编年”体例，就像是给中国史学史这个宏大的课题，打上了一个清晰的时间坐标。我能够清楚地看到，从上古时期的史官记录，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史学思想萌芽，再到汉代司马迁、班固奠定的史学基础，以及后世王朝在史书编纂和史学理论上的不断探索与创新。 这本书的魅力，更在于它对史料的“增订”。这不仅仅是对已有研究的简单补充，更是作者在深入研究和辨析的基础上，进行的更有价值的拓展。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唐代史学发展的一段论述，它不仅提到了《旧唐书》和《新唐书》的编纂，更深入分析了当时史学家在史料处理和叙事方式上的创新。这些“增订”的内容，就像是为原本可能有些模糊的历史画面，添上了更清晰的笔触，让我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和特点。阅读这本书，让我对中国古代史学大家们的智慧有了更深的敬意，也对史学研究的严谨性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评分作为一名对中国历史有着浓厚兴趣的普通读者，最近有幸拜读了《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一书，那感觉，简直如同打开了一扇尘封已久的宝库，让我得以窥见中国史学发展脉络中那些至关重要的节点和璀璨的篇章。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我对史学史的认识，大多停留在课本上那些寥寥几笔的介绍，知道有司马迁、班固，知道有二十四史，但对于史学思想的演变、史料的运用、史书的体例是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孕育、发展、直至臻于成熟的，却一直是模糊不清的。这本书以其“编年”的形式，将那些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珍贵史学史料，如同精心打磨的宝石一般，一一罗列、细致梳理，使得历史的叙事变得立体而鲜活。 它不只是简单地堆砌史料，更重要的是，作者在梳理过程中，巧妙地穿针引线，勾勒出不同时代史学家的思想特点、学术追求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对其史学观的影响。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论述，那里不仅有史书的编纂，更有对史学方法、史学价值的深入探讨，比如刘知几提出的“史德”观念，在当时那种分裂动荡的年代，依然闪耀着理性的光辉。还有北宋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在史书编纂上的严谨态度和创新之处，以及他们对史料辨伪的重视，都让我看到了史学研究的艰辛与伟大。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帮助我从一个宏观的视角，理解了中国史学是如何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前进的，那些看似枯燥的史料背后，蕴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对历史真相的执着追求和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深沉责任感。
评分这本书的出现，对我而言，简直是一场及时雨。长期以来，我对中国古代那些浩如烟海的史书，虽然心向往之，但往往不知从何入手。大量的史书如同无边的海洋，个体想要去一一探寻其源流、辨别其真伪、理解其价值，实在是力不从心。而《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恰恰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引路人，它将那些关键的史学史料，按照时间顺序，清晰地呈现在我的面前。阅读这本书，就像是在跟随一位博学的向导，一步步地走入中国史学的发展长廊。我能清晰地看到，从早期的一些零散记载，到春秋战国时期史官的初步记录，再到汉代史学大家们奠定的坚实基础，以及后续朝代在史书编纂和史学理论上的不断探索与突破。 这本书最让我惊叹的是其资料的广博性与细致性。它不仅仅是选取了那些耳熟能详的史书，更是深入挖掘了一些相对冷门但同样重要的史学资料，并且对这些资料进行了精心的“增订”，这意味着它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力求呈现一个更全面、更准确的史学史图景。通过对这些原始史料的呈现和梳理，我仿佛能够听到不同时代史学家的声音，感受到他们各自独特的治史理念和方法。例如，书中对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的解读，让我对史学批评有了更深的理解，那些关于史料甄别、叙事技巧、史家品德的讨论，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本书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工具，更是每一个热爱中国历史的读者，认识中国史学、提升历史鉴赏能力的绝佳读物。
评分不得不说，《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这本书，是一本能够真正“读”进去的书。它的“编年”体例，就像是一条清晰的时间轴，让我能够循序渐进地了解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我不需要去记忆那些晦涩难懂的史学理论，也不必去费力辨析那些错综复杂的史料，这本书就像一位博学的导游，带着我一步步走进中国史学的殿堂。 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书中对不同时期史学“热点”的挖掘。比如，书中对宋代史学“文史之辨”的讨论，让我看到了当时史学界在学术方向上的争论，以及这种争论如何推动了史学的发展。又比如，书中对明清时期一些地方志、家谱等非主流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的挖掘，也让我大开眼界。这些“增订”的内容，就像是为原本可能显得有些单调的史料，增添了丰富的色彩，让我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史学发展的多元性和创新性。阅读这本书，让我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治学精神有了更深的体会，也让我意识到，史学研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代同行的。
评分这本书的价值，对于我这个长期泡在历史书堆里的读者来说，实在是不可估量。我一直觉得，要真正理解一个时代的中国，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政治事件、社会风貌的描绘，更要深入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看待历史、如何记录历史、如何理解历史的。而《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恰恰满足了我这方面的需求。它不是一本通俗的中国通史，也不是一本单纯的史学理论著作，它是一本桥梁，连接起了史书本身与史学思想的发展。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史学史“现场”，亲眼目睹了中国史学从萌芽到繁荣的每一个关键时刻。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不同朝代史学家在史料处理上的差异化解读。例如，汉代司马迁的“纪传体”在叙事上的宏大与生动，与唐代刘知几对史料“直笔”原则的强调，再到清代考据学派对史料“求真”的极致追求，这些不同的史学范式，就像是中国史学发展道路上的不同风景，各具特色，又相互辉映。这本书的“增订”之处，更是难能可贵，它在整理原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和深化，使得内容更加充实，逻辑更加严谨。阅读这本书，让我对中国古代史学大家们的智慧有了更深的敬意，也对史学研究的复杂性与严谨性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我学习和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金钥匙”。
评分作为一名对中国古代历史有着深切关注的普通读者，我一直试图寻找一种方式，能够让我更清晰、更系统地理解中国史学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出现，可以说是完全契合了我的需求。它以一种极其清晰的“编年”体例，将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史料，按照时间顺序，一一呈现。这让我不再感到无从下手，也避免了在浩如烟海的史学资料中迷失方向。我感觉，这本书就像是我手中的一张“藏宝图”，指引我一步步地发现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和亮点。 这本书最让我惊喜的是，它不仅仅是简单地罗列史料，而是通过对这些史料的“增订”和梳理，勾勒出了不同时代史学家的治史思想和学术追求。比如，书中对唐代史学大家刘知几《史通》的解读，让我看到了那个时代史学批评的严谨与深刻。而对宋代史学家在史料考证和辨伪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也让我深受启发。阅读这本书，我仿佛看到了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那些闪耀的名字，感受到了他们对历史真相的执着追求和对学术严谨的态度。它让我明白，史学研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代代学人不断积累、传承、创新的过程。
评分作为一名业余历史爱好者，我一直对“史学史”这个概念感到既好奇又有些畏惧。总觉得它似乎是高高在上的学术殿堂，离我们普通人的阅读体验很远。然而，《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我之前的这种认知。这本书以一种极其“接地气”的方式，将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关键人物、代表性著作，以编年的形式，如数家珍般地呈现出来。我不需要去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翻阅那些庞杂的史书，也不必绞尽脑汁去理解深奥的学术理论，这本书就像一本精心制作的“中国史学史年鉴”，让我能够在一个个历史节点上，清晰地看到史学思想是如何萌芽、发展、演变的。 我特别喜欢书中对各个时期史学“热点”的呈现。比如，书中对宋代史学“文史之辨”的讨论，让我看到了当时史学界在治学方向上的争论，以及如何在这种争论中推动史学的发展。又比如，书中对明清时期一些地方志、家谱等非主流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的挖掘，也让我大开眼界。这些资料的编纂和增订，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史学史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到了史学研究的无限可能性。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它将那些宏大的史学理论，落实到具体的史料和事件中，让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史学研究的生命力。它让我明白，史学史并非一成不变的陈迹，而是鲜活的、动态的、与时代同行的。
评分说实话，一开始被《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这个书名吸引，是因为“编年”二字。我一直觉得，按照时间顺序来梳理事物，是最清晰、最容易理解的方式。而这本书，恰恰将中国史学史这样一个宏大而复杂的课题，通过严谨的编年体例，呈现在我面前。我仿佛是穿越了时空，亲眼见证了中国史学从上古时期的初步萌芽，到春秋战国史官的初步记录，再到汉代史学大家们的奠基，乃至后世王朝在史书编纂、史学理论上的不断发展和创新。 这本书最让我受益匪浅的是，它能够帮助我理解不同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动因”。它不仅仅是列举史书和史学家，更是深入剖析了这些史学成果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受到了哪些政治、文化、社会因素的影响。比如，书中对唐代佛教对史学的影响，以及宋代理学对史学观的重塑，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增订”的内容，就像是给原本可能有些枯燥的史料，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让我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阅读这本书，让我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治史精神有了更深的体会，也让我意识到，史学研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的。
评分大致翻了一遍，多强调“成书”与“作者过世”之年份，而通纪作者生平与成书始末，可与《千顷堂书目》与《四库总目提要》互为表里阅读。
评分大致翻了一遍，多强调“成书”与“作者过世”之年份，而通纪作者生平与成书始末，可与《千顷堂书目》与《四库总目提要》互为表里阅读。
评分大致翻了一遍，多强调“成书”与“作者过世”之年份，而通纪作者生平与成书始末，可与《千顷堂书目》与《四库总目提要》互为表里阅读。
评分大致翻了一遍，多强调“成书”与“作者过世”之年份，而通纪作者生平与成书始末，可与《千顷堂书目》与《四库总目提要》互为表里阅读。
评分可以翻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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