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娼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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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作者:萧国亮 编
出品人:
页数:354页
译者:
出版时间:1996
价格:TWD390.00
装帧:精装 22cm
isbn号码:9789576683770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 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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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历史
  • 性史
  • 社会史
  • 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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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国史
  • 性工作
  • 社会问题
  • 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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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第一章 中国娼妓之起源

第一节 娼妓的定义种种

第二节 西方娼妓起源说与中国之事实

第三节 中国娼妓的真正起源

第二章 秦汉的宫妓与营妓

第一节 秦汉时期好观乐舞百戏的风俗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宫妓制度与宫妓生活

第三节 秦汉的营妓制度

第三章 魏晋的家妓

第一节 魏晋世家大族利益集团的形成

第二节 世家大族蓄养家妓之风

第四章 唐宋娼妓制度

第一节 唐人的女性观

第二节 唐代宫妓

第三节 唐代官妓

第四节 唐代家妓

第五节 宋代娼妓概况

第六节 唐宋娼妓制度的几个侧面

第五章 明清娼妓制度的变迁

第一节 明清娼妓制度之变迁

第二节 明清都市娼妓业的兴盛

第三节 明清妓业之蜕变

第六章 娼妓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

第一节 娼妓对中国文化史的贡献

第二节 社会生活中卑下的娼妓

第七章 妓女的经济生活

第一节 娼妓社会的金钱观

第二节 娼妓世界的金钱事

第三节 妓家中的等级

第四节 妓院的组织与收入分配

第五节 妓家活动与国库

第八章 青楼文化:官僚士大夫与妓

第一节 青楼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产物

第二节 官僚士大夫与妓女的关系

第九章 娼妓与商贾

第一节 妓与商贾关系溯源

第二节 商贾支撑妓业

第三节 妓从良的重要形式:嫁与商贾

第四节 不被妓喜好的商贾

第五节 妓女与商贾关系的特殊类型

第十章 娼妓的归宿:亦悲亦喜,何为欢乐之路

第一节 从良为妻妾

第二节 入空门为女尼,女冠

第三节 转为老鸨,改做曲师或退为房老

第四节 殉情而终

第五节 娼妓的其他归宿

三,摘要:中国娼妓起源数千年,唐朝最为昌盛

娼妓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两性关系从「群婚制度」变成「一夫一妻制」,但是那种不受约束的两性关系却藉助於买卖交易的形式而沿袭下来.这便是娼妓这个社会角色产生的缘由.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娼妓及娼妓制度,由於受到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所影响,而产生它的特殊性,於是便有:宫妓,官妓,营妓,而后家妓,私妓的出现.例如:春秋时代,齐景公当政时「左为倡,右为优」;吴王夫差的后宫中竟有「宫妓数千人」.

表1:中国各朝代娼妓制度

宫妓

官妓

家妓

私妓

说明

夏商

女乐

女乐

春秋战国

倡优

女闾※

姬妾

游倡

※起源:齐桓公

女乐

百戏

姬妾

倡女

女乐

营妓※

姬妾

倡女

※起源:汉武帝

魏晋

女乐

营妓

姬妾

倡女

教坊

府娼,乐营

姬妾

娼妓

教坊

营妓,瓦舍

姬妾

娼妓

嫔妃

姬妾

娼妓

嫔妃

姬妾

娼妓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中国最早的官营妓院便是出现於春秋时代,齐桓公宰相管仲於公元前七世纪中期开设的「女闾」.当时管仲看见君主贵族占有大量女性,社会出现男女比例失调的状况,便上疏:「臣闻上有积财,则民必匮乏,宫中有怨艾,则民有老而无妻者」,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劝说齐桓公放出一批宫女嫁给社会上的单身男子.另一方面,管仲开设「女闾」,以解决社会上众多的旷夫和工商市民的情欲问题.《战国策 东周策》中说:「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此为中国最早之官妓.

娼妓为了取悦於皇上和官僚的欢心,渐渐养成多才多艺的技能素养,她们擅长於琴棋书画,娴熟於诗词歌赋与舞蹈等等,於是形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青楼文化.

中国的娼妓制度,到唐宋时代达到鼎盛,特别是在唐代,相较於唐代之前与之后的明清时代,她们的社会地位远比其他朝代受到宽容,她们所受的礼教束缚和压迫要少一点,享有较多的自由.《古今图书集成》所列的〈闺节〉,〈闺烈〉两部中的烈女节妇,唐代只有五十一人,宋代增到二百六十七人,而明代竟达近三万六千人.究其原因,其一,三百年的大唐帝国正值辉煌盛世,各方面都实行比较开明开放的政策.其二,唐代是一个汉族「胡化」,民族融合的时代,此时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渗透到社会各领域,冲击汉族的礼教观念.

唐代妇女具有一种奔放,勇敢的特质,这可以从众多历史记载中获得印证.她们经常抛头露面外出活动,市街,听戏等等.「簇锦攒花斗胜游,万人行处最风流」,「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都是唐代歌咏仕女游春的诗句.她们可以公开或单独与男子结识结识交友,书信往来或诗词相赠而不避嫌,白居易的《琵琶行》就记叙了一个独身妇人,夜半与一些陌生男子交谈并演奏琵琶.《西厢记》,《柳毅传书》等奇丽的爱情故事都产生於唐代,唐代甚至尚未形成「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自宫廷嫔妃,贵妇千金,姬妾娼妓,甚至婢女,读书识字者多,读书习文吟诗做赋蔚然成风,使唐代出现了一大批诗人才女.唐代这种独特的世风,甚至可以为出现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提出相关解释.同样的,唐代这样的世风也深深影响了唐代的娼妓制度.

四,研究架构图

图1:研究架构图

表2:唐朝娼妓类型

娼妓

说明

所属人物代表

宫妓

习歌舞,丝竹,平时为天子提供耳目之娱.

唐玄宗

官妓

隶属於各地州府,集中居住於乐营不得随意出入.

节度使,州刺使

家妓

一夫多妻下的产物,类同姬妾与婢女.

白居易,韩愈

私妓

对外卖艺卖身的娼妓.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宫妓:

表3:唐朝宫妓来源与功能

来源

数量

说明

功能

民间选取

最多

★宪宗时,教坊降旨选取良家仕女入内,民间人心惶惶.

娱乐:

玄宗爱好歌舞每在勤政楼前举行大会,歌舞乐妓一出场就是数百人.

服侍:

玄宗的弟弟申王寒冬之际,让宫妓紧密围坐在四周以御寒,人称「妓围」;另一个弟弟歧王在天冷时命妓女怀中搓手取暖.

朝臣呈送

次之

★敬宗时,浙东曾进贡飞燕,轻凤两舞女,朝臣无不仿效.

外藩进贡

少数

★文宗时,藩属回纥进贡马射女子七人以为娱乐.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宫妓大部分是直接从民间选取的色艺双全的乐户,娼优女子,以及少数平民女子.比如,薛琼琼本是妓女,因为擅长古筝而入宫;还有来自朝臣外藩献贡的艺妓,比如敬宗时,浙东曾进贡飞燕,轻凤两舞女;文宗时,回纥太和公主进贡马射女子七人.显然,宫妓不同於一般意义的妓女.

由於唐玄宗对音乐歌舞的爱好,在他在位期间,宫妓人数大增,宫妓所归的教坊也最为兴盛.他又在宫中设梨园,宜春院等,精选最佳女子,当时被选入宜春院的妓女称作「内人」,「前头人」.玄宗每在勤政楼前举行大会,歌舞乐妓一出场就是数百人,创下唐朝最大盛况.宪宗时,教坊称旨将选取良家仕女入内,民间人心惶惶,宪宗不得不亲自辟摇;文宗时,教坊一次选进羽衣舞女三百人之多.

尽管宫妓原则上献艺不献身,并受到比一般宫人要高的礼遇,但毕竟不过是皇家玩物,少不了要给皇帝取乐.玄宗的弟弟申王到冬天时,让宫妓紧密围坐在四周以御寒,人称「妓围」;另一个弟弟歧王在天冷时在妓女怀中搓手取暖.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宫妓们虽是艺人,与娼妓的区别也一样是提供皇家玩乐而已.

宫妓也时常作为物品赐给大臣贵族,唐朝皇帝各代都有赐某人「女乐」几部的记载,这些女乐都是训练有素的宫廷乐妓.宫妓多半消磨在轻歌漫舞中,一旦年老色衰,佳期已误,出宫后嫁人不易,卖艺更难,所以大多数人作了尼姑或女冠,孤苦贫寒终了一生.据《乐府杂事》载,著名歌妓永新,当年在宫中何等荣耀得宠,安史之乱后,她出宫跟从了一位士人,士人死后,她与母亲回到京师,竟老死於风尘中.

官妓:

唐朝盛行妓乐,唐人尚文好狎,无论是官府送往迎来,宴客游玩,都要以妓乐助兴;官吏宿娼妓之风更盛,以风流为时尚,朝廷对此并无相关禁令.白居易在杭州任刺使时,常常携妓游玩便是一例.杭州官吏如此,遑论长安及东都洛阳等两京都有大批官妓,各大州府也同时设有官妓,所以称之「府娼」,「郡娼」.

表4:唐朝官妓来源与功能

官妓

营妓

说明

来源:

宫廷淘汰

自愿流入

由地方节度使,州刺史直接掌握支配.

侍奉官府,献艺陪酒,地方官吏的私有财产,既可独占享用,又可随意赠送他人.

由地方节度使,州刺史直接掌握支配.

为军队而设,专供军士娱乐

歌妓张好好,原在江西沈公辖下,沈公转移至宣城,将张好好安置宣城官邸.

杜晦辞别常州,郡守李瞻宴请,别时杜晦与营妓朱娘,双方掩袂大哭,於是让营妓随杜晦而去.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地方官妓指隶属各地州府的官妓.地方官妓归「乐营」管理,所以也称「乐营妓人」,「乐营子女」等等.

乐营妓女由地方长官如节度使,州刺使等直接掌握支配,她们一般是集中居住於乐营,不能随意出入,由官府供给衣粮,随时准备接应官差.官府举行宴会,奉迎上司,便会召她们前去献艺,陪酒,侍夜.官妓一般都有一定伎俩,或能歌,或善舞,或长於酒令,或精於丝竹乐器等等.

官妓们既属地方长官管辖,由长官全权支配,所以常常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既可「独占花魁」,又可以随意赠送他人.例如:歌妓张好好,原在江西沈公辖下,后来沈公转移至宣城,也将张好好安置到宣城官邸;杜晦辞别常州,郡守李瞻宴请他,席间乐妓相伴,告辞时杜晦与营妓朱娘告别,双方掩袂大哭,李瞻便说:「此风声贱人,员外如要,但言之,何用形迹!」於是让营妓随著杜晦而去.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官妓差不多成了地方长官的私产,但是由於她们隶属官府,长官虽可支配,但是不能私自买卖.从记载看来,官妓从良,都是由长官赠送或长官许可;另外,也有希冀官妓的人乞求长官为之落籍,并无以钱财赎身.总之,地方官妓的奴婢身份明确,她们是「官身」而非自由之身.

家妓:妾,姬,妓,婢

表5:唐朝家妓来源

买卖

转让

强夺

来源:

优伶

娼妓

贫户良家

★宁王李宪家有宠妓数十人,又看中邻近卖饼小贩之妻,把钱塞给丈夫,买进府内.

白居易晚年多病,将歌妓樊素放出.

司空曙病中将家妓嫁出.

★卢江王李湲看中商人之妻婷婷,竟然杀害其夫纳为姬妾.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唐代家妓同样承袭前朝,是一夫多妻制的直接产物,她们大多生活在贵族豪门之家,衣食丰足,地位却十分卑贱.此时,纳妾在社会上非常普遍,即使是小家小户,一妻一妾也是常见的事.这些妓妾很多都是娼妓,优伶一类出身,也有不少良家小户女子,多是由买卖,赠送,转让而来,甚至也有完全强夺而来.

例如:宁王李宪家有宠妓数十人,他又看中邻近卖饼小贩的妻子,硬把钱塞给丈夫,强夺进府,一年之后,宁王问她:「还记得饼师否 」她默然不语.宁王以宴召见饼师,让她们夫妻相见.当时座上客人无不为之凄然,宁王命文士们赋诗吟咏此事,随后便让她与丈夫回家.另外,卢江王李湲看中了商人之妻婷婷,竟然杀害其夫纳为姬妾.

唐朝不刻意时兴守贞,家妓视为财产,与主人没有任何夫妻情分,不必从一而终.有些家妓改事他人也不会受到谴责,经常有家妓一生侍奉几个主人.白居易曾说家妓:「三年五岁间,已闻换一主」.

家妓的感情生活也十分贫乏,她们大多是青春美貌女子,却往往侍奉耆耆老翁,而且主人又多是妻妾成群,视她们为玩物,因此家妓多半不太情愿没有真正的感情.她们中有不甘摆布者,例如:韩愈有两个家妓,一名绛桃,一名柳枝,韩愈外出时,柳枝翻墙逃走「摆弄春风只欲飞」,只剩绛桃「留花不放待郎归」,后来柳枝被韩愈家人追获,从此失宠.

私妓

由於朝廷的纵容,狎妓之风十分盛行,长安等地的妓女就很难再为官府所垄断,逐渐向社会开放.白居易《琵琶行》可以引证:「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这个名列教坊籍的琵琶妓,既不居住於教坊,而过著对外卖艺卖身的生活.

长安妓女来源较为复杂,或由於家贫,或由於被人骗至京都失身而入风尘等等.她们平日或者被人召出侍奉,或者在家中接纳来客,每年新科进士及第,长安平康里人潮络绎,妓女们非常忙碌.长安妓女多半对於歌舞不甚专精,以陪宿卖淫为主,已跟营妓有所不同,与后世娼妓差不多了.有的娼妓是「假母」购买而来,「假母」便是后世所称「鸨母」.长安有一名妓杨菜儿为假母赚利甚厚,假母依然对待严苛,杨菜儿被豪门贵富赎走之际,大骂假母后拂衣而去,算是出了一口怨气,而那些下等级妓女生活之艰难不难想像.

长安妓女由於未列入教坊籍,不属官府垄断,因而可以由嫖客为其赎身,从良嫁人.唐朝传奇《李娃传》中的李娃准备从良,以自己的私房钱偿还假母二十年衣食费用,为自己赎身,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长安妓女以外,东都洛阳,扬州等大都市的妓女生活形态亦颇接近.扬州是娼妓最著名的城市,一到夜晚,「娼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耀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邀若仙境」,这一片兴隆景象说明了娼馆之多,娼妓之盛.

五,结语:娼妓制度影响层面

(一)娼妓与文学

唐朝是诗的黄金时代,文人墨客与娼妓时有来往,为娼妓的诗赋天分提供一个良好的条件,此时出现了大量的娼妓诗人,并延续到了宋代,同样出现大量的娼妓词人.

唐朝最著名最杰出的娼妓诗人,当属薛涛.「薛校书」的美名和她的诗作被后人传颂.薛涛是中唐代表,她原本是长安宦门之女,从小聪明绝伦,后随父亲宦游四川,父亲过世孤苦无依,便落入乐籍,成为蜀中有名的诗妓.她时常陪同节度使和座上宾饮酒赋诗,与她有多年恋情的元稹以诗赞美她:「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色,文章分得凤凰毛.」节度使也因为她的文思不让须眉,奏请朝廷授给她「校书郎」官称,虽未获准,「校书」却流传下来,竟成了后世娼妓的雅号.这位才女,虽然相交了许多才子名士,但身世卑微,知音难觅,但最后一身道袍晚景凄凉孤独终老.

(二)娼妓与文人

唐朝注重进士,而进士最注重的即是初次的金榜题名,每逢这个时节,新科进士无不狎妓出游,极为威风.此风延续到宋代,当时青年学子无不以独占青楼女子为乐事,引发诸多风流韵事传唱千古.

(三)娼妓与官吏

唐朝盛行狎妓,此风延续到宋朝,加上有官妓制度,娼妓与官吏的复杂关系可想而知,唐朝未限制官吏狎妓甚至可以移转,上自宰相,节度使,下至地方小吏,虽然宋代已加以禁止,仍无法禁绝,娼妓的社会地位与价值可以想见.

晏子春秋

任昉,述异记

施肩吾《少妇游春词》

杜甫《丽人行》

《开元天宝遗事》

《唐语林》

《太平广记》卷二七三

淡江大陆所硕专二 徐伯卿

中国大陆文化发展专题

中国娼妓制度

唐朝娼妓制度

宫妓

官妓

家妓

私妓

娼妓与文学

娼妓与文人

娼妓与官吏

娼妓影响

好的,这里为您提供一份关于一本假想的、与“中国娼妓史”无关的图书的详细简介,力求内容详实、文笔自然,不含任何人工智能痕迹。 --- 《江山风物志:明代江南士人的园林生活与文化生态》 作者: 侯景文 出版社: 翰墨轩文化出版社 页数: 780页 定价: 168.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并非一部宏大的通史著作,而是一部聚焦于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以苏州、南京、杭州为核心)士人阶层日常生活、精神世界与物质文化实践的精细入微的田野考察与文献梳理。侯景文教授以其深厚的古典文献功底和敏锐的文化史视角,带领读者穿梭回那个被誉为“富庶甲天下”的时代,深入探究园林——这一特殊的物质空间——如何成为士人安顿生命、寄托情怀、实践美学、乃至进行政治隐喻的核心载体。 全书结构严谨,分为“序章:水乡的富裕与文脉的生成”、“第一卷:宅邸与园林:空间秩序的构建与解构”、“第二卷:物象与精神:园林中的审美体验与哲学思考”、“第三卷:人际与交游:圈层文化、宴饮、诗社与园中仪式”以及“终章:时代的变迁与园林的消隐”,层次分明,层层递进。 一、 空间秩序的构建与解构:宅邸与园林 本书的基石在于对明代江南士人府邸与私人园林的形制分析。作者摒弃了简单的建筑史叙述,转而关注“空间如何为人所用,以及人如何被空间塑造”的问题。在第一卷中,侯教授细致考察了“外宅”与“内院”的功能区分,探讨了书房、轩、厅、舫等不同空间单元在士人日常活动中的权重差异。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对“移步换景”这一核心园林理念的深度剖析。作者结合《园冶》的理论文本与诸如拙政园、留园等实物遗存,考证了叠山理水背后的文化意图。他指出,园林并非单纯的自然模仿,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以士人个人生命体验为中心的“微缩宇宙”。通过对门廊、曲径、漏窗等元素的细微观察,揭示出其如何通过空间序列的控制,引导观者的视线流转,最终达成一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旨趣,实则是士人对外部纷扰政治环境的一种精致化隔离与超越。 二、 物象与精神:园林中的审美体验与哲学思考 第二卷将焦点投向园林中的“物”——花木、假石、水体、匾额题跋。侯景文教授强调,这些看似寻常的物件,在士人手中被赋予了深厚的象征意义。例如,对“瘦、透、漏、怪”的太湖石的推崇,不仅仅是审美品位的体现,更折射出对“拙朴”与“反雕琢”的道家精神的追慕。 作者花了大量篇幅讨论“匾题文化”。匾额上的诗词楹联,是主人文化修养的集中展示,更是园林意境的点睛之笔。通过对多位名士(如文徵明、唐寅的题咏)的文本比对,作者发现园林中的“景”与“情”是如何相互渗透、彼此建构的。园林成为了士人展示学识、进行自我价值肯定的精神剧场。 此外,本书对江南士人如何利用园林进行“避世”与“入世”的辩证思考进行了独到见解。园林既是“避秦”、“归隐”的理想场所,同时也是士人维护社会声望、进行文化交流的半公开平台。 三、 人际与交游:圈层文化、宴饮、诗社与园中仪式 明代士人阶层的文化生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紧密的社交网络。第三卷详细描绘了园林作为社交场所的功能。园中宴饮并非简单的口腹之欲,而是遵循着一套严格的“雅规”。作者调阅了大量私人信札和日记,重现了雅集、清谈、投壶、折枝花等活动的具体场景,揭示了这些仪式在巩固士人间等级关系、筛选文化同道、展示个人教养中的关键作用。 诗社活动的兴盛,是园林文化生态的集中体现。本书收录和分析了数个重要的园林诗社的往来诗作,探讨了如何将园林中的特定景观转化为集体创作的主题,以及这些创作如何反过来指导园林的经营与审美取向。通过对这些“圈层活动”的考察,读者得以窥见明代江南文化精英阶层如何通过共同的文化实践,构建起强大的社会认同感与文化壁垒。 总结 《江山风物志》是一部具有高度综合性和人文关怀的著作。它拒绝将园林视为孤立的艺术品,而是将其置于明代江南士人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哲学思潮和日常生活的复杂网络之中进行考察。通过对空间、物质、仪式和精神的细致描摹,本书不仅复原了一个逝去的物质景观,更重要的是,它成功地勾勒出了一个特定时代精英阶层在追求“诗意栖居”过程中所付出的复杂心力与最终达成的文化成就。本书适合所有对明代社会史、古典园林艺术、以及中国士人文化有浓厚兴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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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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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结构安排极具匠心,它没有采用线性时间推进的单一模式,而是通过一系列高度聚焦的专题进行穿插叙述,使得阅读体验充满了发现的乐趣。我特别欣赏作者在探讨不同地域文化差异时所展现出的细致入微。例如,书中对比了江南与北方在相关行业习俗、审美偏好乃至法律执行力度上的显著不同,这揭示了“中国”并非一个铁板一块的文化整体,而是在历史长河中由多元力量塑造而成的复杂复合体。这种地域史的视角,避免了宏大叙事的扁平化,赋予了历史人物和事件以鲜活的生命力。每一次阅读,都像是在进行一次跨越时空的田野调查,每一次翻页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文化冲击。与其说这是一部历史专著,不如说它是一套关于中国文化心理的“另类解读词典”,它挑战了我们对传统“礼教”与“道德”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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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名为《中国娼妓史》的书,尽管名字直白,但实际内容远比想象的要深刻和复杂。它不仅仅是对某个特定行业的简单编年史,更像是一部透视中国社会变迁的侧影。阅读过程中,我最直观的感受是作者在史料搜集上的精雕细琢,那些散落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地方志乃至民间故事中的碎片信息,被巧妙地编织成一张细密的研究网络。这种宏观把握与微观考证的结合,使得叙述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不失学术的严谨性。比如,书中对不同朝代对“妓”的管理制度演变的论述,便能看出权力结构、经济需求和道德观念是如何相互角力并塑造出特定的社会现象。它不是在歌颂或谴责,而是在冷静地描绘历史的肌理,让人不得不思考,在那些被主流历史叙事遮蔽的角落里,普通人的生存逻辑究竟是怎样的。那种抽丝剥茧、层层递进的分析手法,非常考验读者的耐心,但一旦沉浸其中,便能体会到历史研究的迷人之处——它让你看到,即便是被视为边缘的议题,也能折射出整个时代的风貌和人性的幽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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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纯粹的文学爱好者角度来看,此书在叙事策略上展现出极高的成熟度。作者对历史材料的筛选和引用,总是带着一种冷静的距离感,但又能在关键时刻插入那些极具画面感的细节描述,使得冰冷的数据和法律条文瞬间活了起来。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对“审美化”过程的剖析,即当一种被压抑的社会现象如何通过艺术、文学的参与,逐渐被提炼、美化,最终进入精英阶层的想象世界。这种从社会现实到文化符号的转化过程,是理解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关键一环。书中的一些引文选得尤其精妙,它们如同散落在黑暗中的微光,虽然短暂,却能瞬间照亮整段文字的深层含义。对于那些喜爱从历史中寻找文化张力与悖论的读者而言,这本书提供了极为丰厚的养分,它让人明白,所谓的“禁忌”,往往是最能体现时代精神内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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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这本书脱颖而出的是其贯穿始终的、对“个体能动性”的探讨。在宏大的历史洪流和严酷的社会制度面前,书中并未将书中涉及的人物仅仅视为被动的受害者或符号。相反,作者努力挖掘了她们在特定约束条件下所做出的选择、她们对自我命运的微小抵抗,以及她们如何在既定的框架内努力维护某种形式的尊严与生存空间。这种对“非主流”群体主体意识的关注,是当代历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它要求读者放弃居高临下的道德评判,转而尝试用一种更具同理心的方式去理解历史中的复杂人性。这种叙事上的平衡感把握得非常好,既不美化残酷,也不进行道德审判,只是专注于呈现“她们是如何活下来的”。这本书读完后,留下的不是简单的知识点,而是一种对历史复杂性和人性韧性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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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初翻这本书时,我曾担心内容会过于沉闷或充满生硬的学术腔调,但很快,我的担忧就被打消了。作者的文笔有一种独特的、近乎散文诗般的叙事张力,它没有使用大量晦涩难懂的术语,反而能用一种相对现代的视角去解读古老的困境。最让我震撼的是关于“身份与空间”的论述。书中详细剖析了古代特定场所——如勾栏瓦舍、私房、乃至特定的茶楼——是如何从物理空间被赋予社会意义,并成为权力与欲望交汇的舞台。这种空间人类学的切入点,让我对理解古代都市生活有了全新的维度。我仿佛能“看”到那些灯火阑珊处的具体场景,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复杂人际关系和微妙的阶级差异。它探讨的不仅是“做什么”,更是“在哪里做”以及“为何必须在那里做”,这背后隐藏的经济地理学和社会控制逻辑,实在是值得深思。这种将社会学、历史学与地理学融会贯通的写作方式,极大地拓宽了此主题的研究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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