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的生成是错综复杂的，新诗更具有中外文体史，特别是诗歌史上的新文体出现时少有的复杂性。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既有诗的原因，更有非诗的因素，甚至非诗的原因更重要。因为新诗产生于特殊时代，进行新诗的外部研究，甚至是远离本体的外部研究，考察新诗产生的社会（时代）背景和诗歌（历史）背景，特别是弄清诗人的生态及汉诗功能在社会大动荡和文化大转型时期的转变情况，对探究新诗的生成很有必要。文体起源往往决定文体形态、文体功能及文体价值。在新诗已经有了百年历史的今天，探讨这种文体是如何生成的，不仅有助于理解这种文体为何具有这样的文体形态和文体特征，有助于客观正确地评判这种文体的价值，还有助于理解为何会发生“新诗革命”这样的中外诗歌史和中外文体演变史上都前所未有的文体大革命，更有助于理解中国文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观和价值观。一种文体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代文人、一段历史、一个社会的“缩影”或“象征”。

本书以新诗草创期和建设期，尤其是以新诗革命这段历史为基础，以百年新诗的整个历史为参照系，试图寻找出生成新诗的“诗”的因素和“非诗”因素。以文体研究，特别是诗体研究为核心，把新诗的主要文体源流，特别是外国诗歌对新诗的具体影响的内部研究，和新诗生成的时代背景，特别是新诗革命爆发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外部研究相结合，探讨了新诗与时代、新诗与外国诗歌、新诗与古代诗歌、新诗与民间诗歌的复杂关系，力图弄清以下问题：新诗是如何生成的？新诗革命是否正确？新诗为何有这样的文体形态、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新诗的文体（诗体）为何建设难？诗人的生存境遇与诗歌的生态有何关系？中国诗歌以及中国文化等多方面的改革是否应该走改良主义的道路？

《导论》的题目是本书的主题之一：新诗诞生的合法性和时宜性反思。这也是写作本书的一大目的，全书正是围绕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的。第一章从功能决定文体角度探讨了新诗问世的历史境遇，特别是探讨了科举制度的取消和留学生运动等非诗因素对新诗生成的巨大影响，认为新诗的生成具有必然性。第二章探讨了新诗革命的历史和性质，认为新诗革命是非纯正的极端的文体大革命，它为以后的新诗的文体建设留下了隐患，从而推断出新诗的出现是不太合时宜的，是具有偶然性的。本书认为新诗主要有三大诗体资源，是受到外国诗歌、民间诗歌和古代诗歌影响的结果。因此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具体探讨了外国诗歌、民间诗歌和古代诗歌在文体形态、文体功能和文体价值方面是如何影响新诗的。本书试图通过个案研究的形式来完成“影响研究”，如外国诗歌的影响研究选择了一种诗体：散文诗，两大流派：意象派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四大国家：法国、日本、印度和俄国，来展示外国诗歌对新诗生成及文体建设的具体影响，还特别探讨了外国诗歌的形态对中国诗歌的影响及翻译方式在新诗生成中的正负面作用，说明外国各个流派、各个国家的诗歌对新诗的影响是有差异的，也是有限度的，新诗并不是中国人写的外国诗，中国常常为我所用地“误读”外国诗歌。古代诗歌的影响研究把新诗放在整个汉语诗歌的诗体知识体系中进行考察，通过对古代汉诗诗体的具体流变的详细的，甚至是繁琐的展示，说明现代汉诗与古代汉诗并不是相对封闭的两个文体系统。即通过三大文体资源的研究，说明新诗是多元发生的特殊文体。

本书最重要的主题是描述与评价新诗诗体的生成与流变历史。由于新诗实际上在20世纪20年代就基本成熟，百年间新诗大规模的诗体建设运动都发生在20世纪初中期，所以研究的重点也放在这一时段。受本书的篇幅和研究者精力的限制，作者采用了“个案研究”与“散点透视”和“整体透视”相结合的方式。第六章选取胡适和《新青年》作为新诗诗体建设的代表诗人和代表刊物，进行新诗生成及新诗诗体建设的个案研究。在新诗诗体建设史上，胡适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和诗论家，所以对他的诗体理论及创作实践进行了全面、详尽的研究。《新青年》的办刊历史可以说是新诗生成史和诗体建设史的缩影，几乎可以呈现出新诗草创的详细历史和具体形态。第七章对新诗百年间的诗体建设历史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着重论及格律诗、小诗和长诗等准定型诗体的建设。

和《导论》一样，《结语》也鲜明地亮出了作者的研究结果及学术观点：新诗应该建立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的常规诗体。

王珂，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三级教授，中国语言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生导师、哲学伦理学博士生导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合作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湖州师院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和成果鉴定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