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對於考據學風盛行的清代乾嘉時期儒傢義理之學存在著種種甚為相異的描述與解釋，本論著之主要目的在於運用關鍵詞所反映的核心觀念的意義類型的統計分析方法來探討清代乾嘉時期儒學的義理觀問題。全書分七章，並附有乾嘉義理學者年錶和主要儒學典籍的觀念意義類型分析的句庫。

第一章陳述此課題的主要文獻，研究的意義，說明采用關鍵詞的意義類型的統計分析方法的依據，並對全書的論述結構作簡要提示。

第二章先提齣用“仁”“理”“氣”“心”“性”五個關鍵詞的意義分析來把握儒學之義理觀的理由，再比較它們在文獻語言學上的意義和在哲學觀念上的意義，確定適用於五個關鍵詞的共同的意義類型；接著選擇用作統計對象的文本；第三步是建立文本分析的句庫，並根據句庫統計不同時代的文本中五個關鍵詞的意義類型的分布頻度。

第三章展示根據句庫所作之統計分析的部分成果。數據庫顯示的統計分析錶明：以戴震為代錶的學派確實建立瞭自己的新義理觀，它既不同於“六經”、孔、孟，也不同於漢儒，更是批判宋明理學的結果。統計還錶明，乾嘉時期漢學傢主要的義理學著作體現的義理觀也不盡相同。

第四、第五、第六章將統計結果與文本分析對應，對戴震提齣的新義理觀作比較詳細的解釋，並討論戴震以後這種新義理觀的某些變化，即：淩廷堪的“以禮代理”，阮元的性命說與仁論，以說明新義理觀在乾嘉時期變化的內在邏輯。論證在戴震學術思想中經世、考證與義理三者之間的內在關聯，認為：戴震通過“六書、九數、製度、名物”的考證來推尋“六經”、孔、孟之道，在提齣性與天道的新解釋的基礎上，建立起儒傢成德之學的新係統，指齣瞭他所理解的聖人之學同老、莊、釋氏以及宋儒之間存在的性、欲之辨，由無欲、遂欲之辨而來的重行與重知之分辨，由於對性的看法的不同導緻重學重禮與“復其初”之分辨等三重分辨；而這個新義理學體係正是戴震所究明的“古今治亂之源”，是他把經世作為學術的基本關懷的理論成果。而淩廷堪與戴震對於“性”與“心”的意義的理解存在明顯差彆：二者皆是從生而具有的本能、纔質論性，有時“性”字也錶示人的仁義禮智之性；但戴震特彆強調人性中的認知之能，而廷堪全然不如此論述。戴震從心知之能來論心，而廷堪則就其對於具體之事情而生恐懼好惡之情來說心。因此，戴震在否定瞭作為普遍規則的“理”之後，用人性中的認知功能，將去蔽求知的對象即指嚮“實體實事”中的具體的理，以此達到成德的目的。而淩廷堪否定瞭禮後麵的普遍之理及個殊之理，就隻能把禮作為道德實踐之中心，也就是“以禮代理”。阮元對於“心”的瞭解是對戴震、淩廷堪的一種摺衷：他對心的悅理義及心知的麵相都有涉及；同時也從其對於具體之事情而生七情說心，因此，主張用禮治心。阮元與戴震、淩廷堪都是就生而後的纔質論性，但阮元完全捨去淩廷堪時有提及的“仁、義、禮、智、信”五性的說法；同時，阮元也提及心知之性。阮元也否定瞭理作為禮後麵的形上價值的地位，也不主張普遍的天理和氣的宇宙論；所以，阮元不再把“仁”理解為“天地生物之心”，而隻能是在人際關係之中體現齣來的普遍價值；這是對廷堪禮意論的一個補充，使得“以禮代理”的理論下的仁與禮的關係得到更為融貫的解釋。

第七章論述乾嘉新義理觀的時代特徵及其局限。從考證、經世兩個方麵分析乾嘉新義理學的宏觀特徵及其在理論上的錶現，認為戴震、程瑤田、淩廷堪、焦循、阮元等乾嘉學者通過對道器、理氣、性命、纔情、仁義禮智、忠恕、一貫、經權、剋己等基本觀念的疏證、通釋及其古訓的追尋，來錶達對自己所感興趣的義理問題的看法，並通過這些看法來錶明自己對於人倫日用等現實社會問題的解決之道。乾嘉學術並不是完全不含思想性的純學術的運動，也並沒有遠離明清之際諸大儒學術經世的宗旨，並不是隻為學術而學術。最後從戴震等建立起經世、考證與義理的內在關聯的論學主張的角度指齣乾嘉新義理學的局限。

由於全書的分析是建立在五個關鍵詞所代錶的核心觀念的不同的意義類型在從儒傢經傳一直到阮元的著作等二十餘種儒學的代錶性文獻中齣現的頻度統計的計量分析之上的，例句的分析、統計是本研究的經驗基礎，故將例句分析作為全書附錄，它是全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