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門事件之前，國會對ＣＩＡ的監督是零亂 的。那段時期隻有很少議員瞭解ＣＩＡ的情況及國會監督ＣＩＡ的程序。理論上監督ＣＩＡ的國會機構是參眾兩院的撥款和軍事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但它們很少使用其監督權力。如參院監督ＣＩＡ的小組委員會在１９７０年根本沒有開會。實際上它們的監督職能都在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主席手中。他們通常是資格較老和保守的議員，不想認真監督ＣＩＡ。國會通常給ＣＩＡ較多的撥款，而不管撥款的使用。事實上知道撥款的具體數目的議員也為數很少。齣於保密的理由，這些撥款往往混 在國防部為主的政府其他部門的預算中。ＣＩＡ也常常將其隱蔽行動隱而不告國會。如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７４年間前述各種小組審批的ＣＩＡ采取的３３項隱蔽行動中，ＣＩＡ隻嚮國會簡要介紹過其中８項。〔8〕

水門事件後，國會似乎準備對ＣＩＡ的國內外活動作一全麵調查並加強監督。如調查ＣＩＡ活動的參院的丘奇委員會和眾院的派剋委員會就是在這種氣氛中成立的。國會在１９７４年通過的“休斯—瑞安修正案”要求ＣＩＡ局長“及時”通知國會ＣＩＡ采取的隱蔽行動。〔9〕參眾兩院還分彆於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７７年成立瞭情報委員會。按規定這兩個委員會有對ＣＩＡ的撥款權、立法權和監督權。１９８０年通過的“國傢安全法”還規定美國政府在采取任何“重大情報活動”之前應通知該兩委員會，但總統也可以免去這種預先通知，不過他須在以後嚮委員會解釋他這樣做的原因。〔10〕

可見在水門事件爆發之後，國會對ＣＩＡ的監督比在此之前要更嚴格些。然而總的來看，國會對ＣＩＡ的監督仍然不算嚴。某些國會委員會的成員同過去一樣，不願過多過問ＣＩＡ的活動。某些成員為避免在隱蔽活動方麵與ＣＩＡ進行閤作的嫌疑而不很願意接受ＣＩＡ的情況介紹。行政部門、ＣＩＡ也像過去一樣，以安全保密為由而不大情願嚮國會提供情報及隱蔽行動方麵的情況。如１９８４年ＣＩＡ局長凱西是在ＣＩＡ已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後纔將此事簡略地告訴瞭國會情報委員會成員，連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巴裏·戈德華特也是在報上已披露此事後纔得知此事的。〔11〕另外，除１９４７年的和１９８０年的國傢安全法等少數幾個含有模糊詞句的法定文件之外，國會委員會仍缺乏一個清晰的、可以引以為據而對ＣＩＡ進行監督的法令。國會確曾打算製訂這樣一個法令，但後來由於美國駐伊朗大使館被占和蘇聯侵略阿富汗等事件的發生，國會製訂一個這樣的法令的努力受到大大削弱。

而美國各級法院嚮來不願過多過問包括ＣＩＡ的活動在內的美國涉外事務。從１９４７年ＣＩＡ成立到１９７５年期間，美國各級法院隻作齣瞭七個與ＣＩＡ直接有關的司法裁決，〔12〕而且其中任何一個裁決都對ＣＩＡ的活動沒有實質影響。

ＣＩＡ的活動的秘密特點使其不像美國的其他對外活動那樣受新聞界和輿論界的牽製。中央情報局的活動一旦暴露，總統等人也能聲稱對其不知情而推卸責任。此即ＣＩＡ活動的“巧言否認”（“plausible denial”）特點的一個錶現。如在調查ＣＩＡ６０年代暗殺卡斯特羅的企圖時，前ＣＩＡ局長赫爾姆斯堅持說肯尼迪總統等人未曾授權ＣＩＡ暗殺卡斯特羅，但他認為暗殺卡斯特羅是符閤當時的美國外交政策的。〔13〕

總之，由於ＣＩＡ的活動所受的監督和製約較小，使得總統等人可以繞開多方牽製，使用ＣＩＡ這個便利的工具。

ＣＩＡ活動的“巧言否認”的特點還使美國政府能在國際社會中減輕所受到的譴責。美國前總統福特曾說：“特彆行動（指隱蔽行動。——本文注）是那些支持美國外交政策目的，促進美國官方的對外計劃和政策的活動，它們的計劃和實施的方式使美國政府的參與不是顯而易見的和可以不被公開承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