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年代與世代的－－楊澤

a. 誰殺了甘迺迪？

也許你記得 1992 年的美國電影《誰殺了甘迺迪？》。據導演宣稱，電影要做的，是為甘迺迪，為當代美國招魂。但，相信我，對於稍早我在美東教過的年輕大學生而言（大抵為 1970 年代後半出生者），甘迺迪極可能又是一個「並不十分清楚，但不十分關心」的歷史人物；頂多是──留名紐約國際機場、一度入主白宮──饒有權勢的一個白人罷了。

為了公平起見，我要說，對下一代的年輕人，歷史，尤其是教科書的歷史，恰恰都不是他們的長處。我也無意以常見的抱怨謾詆今天的年輕人。我想到的是──甘迺迪讓我想到的是，一些有關年代與世代的故事。

1963 年──甘迺迪在達拉斯被刺，今日大我一輪或一個「十年」（decade）的美國朋友都只有 15、6 歲。奇妙的是，每個人，幾乎是每個人，後來都清楚記得，聽到消息他當時在什麼地方。有的人在電影院裡、在返家的公車上；有的人在籃球場邊──還記得當時戶外的天色，場上眾人不同的表情。有人在女友床邊，接到死黨電話時，馬上穿上衣褲，下樓衝到大街上……。

這是某一個地方，某一代人（年代與世代）的故事。這些六○年代成長、上大學的美國年輕人──據他們後來的告白，彷彿從同一個夢中醒來，再也不相信「政治」，或任何抽象、被餵食的大道理（包括甘迺迪有名的那句話：「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因為，所有的大道理「都嗅得出謊言與死亡的壞氣味」。後來，他們其中的一群人蓄長髮、喜歡搖滾和迷幻搖滾、抽大麻、反戰、搞學潮、不反對嘗試同性戀看看……後來，我猜想我們多少都有點熟悉他們的故事。

底下我想說的──卻是發生在七○年代台灣，發生在我及同輩人身上的故事。1975 年，蔣中正、蔣介石（老實說，我不知道如何稱呼他──這也是我們這代人共同的尷尬點；我們習慣稱他為「蔣總統」或「先總統蔣公」）忽然過世，我才是大學 2 年級生。1975 年──我的七○年代已過了大半，但我一點也不焦慮；我還很年輕，大半的人生還擺在前頭。

1975 年，那曾經是蓄長髮，穿牛仔褲、綠色美軍外套的年代。那也是年輕人追求自由、開始在外頭租房子同居；年輕人普遍聽美國民歌、搖滾樂的年代。七○年代初，台灣經濟起飛，一個年輕人用 10 塊錢新台幣即可擁有一張盜版的 Bob Dylan──和自認為幾幾乎乎成了 Bob Dylan的幻覺。事實上，Bob Dylan 對我和我當年的朋友如此重要，直到今天再聽他

的音樂，就有種深深的，對那年代及友情的懷念。

假如有人曾用音樂教給了我們「自由」的觀念（思想的自由及藝術的自由）──假如，天哪，「自由」不是天生的──那麼，那人必定是 Dylan 無疑（至於 Dylan 是美國人還是中國人，假如你問我的話，那一點也不重要）。這裡陳述的，當然只能代表五○年代出生的一部份

人的想法與感覺，不過下一代的人太小，上一代的人雖引進了西方東西，但他們身上的傳統包袱，我們當時覺得，還是重了些。

儘管如此，1975 年 4 月 5 日當天，我們還是乖乖的，暫時把自由交了出去。

一如許多同輩人，我現在回想起來，當然記得，聽到消息當時我人在什麼地方。4 月 4 日晚上，我照例拎了一大包髒衣服，從學校宿舍跑到松山三哥家換洗──這是我的慣技，把髒衣服交給三嫂處理，順便吃一頓飯。晚飯後，不知為什麼，我留了下來，只記得夜裡有場大雷雨。隔天，醒得遲，中午離開時三哥、三嫂已上班，我走出巷口，開始覺得異樣。一路上，我看到路人議論紛紛，許多人面容哀戚。回到校園後，目賭寢室同學各陳己見、談話之間的激盪──我心跳如狂，避開眾人，終於掉下淚來……。

相較之下，1988 年蔣經國逝去時的情景，我並沒有多少記憶。那也許該讓八○年代成長的人來述說。1975 年蔣介石的去世，對許多人來說，代表了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對於我及同輩人，對於我們暫時交出去的自由──很吊詭的，卻是獲得真正的自由的開始。就像一袋髒衣服被交了出去──一夜淒風苦雨之後，隔天雪白如洗、嶄新地穿在身上。

b. 尋找一張「自畫像」

現在回想起來，不免還覺得是件難令人置信的事。1970 年──升上高一的那個秋天，我取得了一張美國新聞處圖書館印發的借書證。申請借書證的手續非常簡單，我記得填寫了基本資料，送給櫃台前那位露齒微笑的年輕美國小姐，半分鐘內手續就完成了。我很高興這麼快就能拿到一張借書證；我想：這跟我以前的經驗太不一樣了！我跑到開架式的書庫裡，找到了幾本──今日世界出版社印行的──討論美國文學、文化的書，最後還借了亨利．詹姆斯的《奉使記》原文本，《The Ambassadors》。1970 年，我未滿 16 歲，像那年齡的年輕人會有的表現，我為此高興了半個下午。像一個住在小城的典型文學少年，我的求知欲旺盛，不甘落後；但我記得回家後，興奮的打開「奉使記」原文本，讀了不及半頁便睡著了。亨利．詹姆斯也暱稱為 James the Pretender──向以纏綿的長句、晦澀矯飾的文體聞名，當時的我實在不可能知道這麼多。

但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這真真是件不可思議之事。我的意思是說，我的借書證並未來自眾人熟知的台北南海路美新處──而是由同一機構的嘉義美新處圖書館所製發。嘉義美新處是棟老建築，位於市區中心，與救國團黨部、中山堂為鄰。夏天黃昏放學後，我和幾個同學，常趁剩餘的日光在美新處前的籃球場上玩「鬥牛」，往往鬧到天黑才回家。如今，中山堂早經改建，美新處亦已關閉多時──這些年，我問了不少人，仍難以確定早年嘉義所以有美新處之設的原因何在。遠在日據時代，嘉義曾是一極富庶而有特色的南部城市，戰後卻一度走向沉寂與沒落。我無意輕詆自己生長的故鄉；然而，我恐怕──我的經驗不免是當初，無遠弗屆的美國文化帝國主義在遠東的一個小小的註腳。

我生於 1954 年，算是戰後出生的第二代。大戰結束後，世界各地對美國製造的東西，從可口可樂、冰箱、電視機到汽車、到好萊塢電影，皆有一份說不出的，直覺的嚮往和喜好。尤其是好萊塢及美國流行音樂，大量炮製了美國的生活方式與意識形態，影響力深廣，至今未減。事實上，長久以來，美式大眾文化挾其無形的滲透力，主導第三世界人心的趨勢好惡，方興未艾，功過實在不易斷定。冷戰結束以來，遍佈全球的美新處不少遭到裁撤，規模也大不如前──回顧過去全盛之日，美新處與其下各類文化出版機構（如當年的今日世界出版社）傾銷美式自由、民主的價值，可謂不遺餘力。1973 年，我進大學，入外文系，其後 7、8 年，常到南海路美新處看書、聽演講、看書展（包括洪通畫展和其他新生代畫家的前衛作品）。南海路的圖書館與畫廊，一如羅斯福路上的耕莘文教院，二者對於七○年代台灣新崛起的文化藝術有份策應、掩護的貢獻──這我至今深信不疑。

1971 年保釣在美爆發、年底台灣退出聯合國，75 年越戰結束，79 年中美正式斷交──這一切都與台灣的歷史命運，也與美國有關。從封閉到開放，從威權到民主，美國曾經是台灣社會的一面「鏡子」──心理學上所謂「想像的他人」（Imaginary Other）。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這方面我的領悟來得甚遲。

直到八○年代的有一天早上（此時距我抵美求學已有兩三載的光陰），我在美西旅次悠悠醒來，匆匆領悟到──原來隱藏在白人眼中的我是什麼「長相」。首先，感謝台灣外文系的師長，我的英文發音大抵準確無誤。在不少美人眼中，事實上，我的用字措詞、說話方式，像一個典型的文學研究生，反而顯得文縐縐：「He talks like a book!」我的頭髮黝黑，眼睛淺褐，身量中等，但卻吻合了白人對東方人身材偏矮的想像。另一方面，我又知道，那怕在國外留學多年，我仍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在行動舉止、談吐應對上，多少有一股台灣鄉下人的土氣與頑固。不過，比這些更重要的，悠悠醒來，在一個偏遠的美西小鎮──一個寂寞荒涼的美國早晨，我忽然記起了我來自何方。我來自，假如你不介意的話，歐洲朋友口中的「蔣介石的台灣，美國的殖民地」。我來自──產業、文化一般落後的第三世界，一個相當「法西斯」，假如你介意的話，相當威權的國家。

現在回想起來，當我有這些發現時，很幸運的，台灣已逐漸拋開了、離開了昔日威權的體制，搖身一變，更脫出了第三世界的藩籬。是的，寶島台灣何其幸運，卻又何其天真！當我們初初理解到第三世界、威權體制的「意義」時，我們已匆匆離開了第三世界、威權體制。把歷史放長來看，我不反對將此視為戰後台灣的一種閱歷、少年台灣向外在世界學習的過程。但從另一角度看去，就好像一個失語、失憶的人，當他重拾、重聆語言的意義時，才察覺過去記憶裡的大塊留白──當我們回過頭去，我們不免有一種迷航的感覺，過去與現在之間產生了一種嚴重的斷裂，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是誰。

重寫、改寫歷史的努力近年來極為流行，證明台灣的市場、讀者皆感受到此一需要。到目前為止，我尚未見到任何解釋──無人能說出台灣曾如何從時代那端迷迷糊糊地走過來。在重寫、改寫的過程裡，一旦我們能尋回那失語、失憶的原點──一旦腦中血塊順利地取出，凝結的時間將再度流動。假如說，流動的時間與記憶讓我們體認到了「自我」的存在──一個已漸成型的文化自我──那麼，時間與記憶更讓我們有了上溯記憶之流、探視自我倒影、描摹自畫像的「觀點」與能力。時間與記憶，畢竟在我們的臉上寫下了痕跡，當我們攬鏡自照，我們看到了過去的一份記錄，也看到了在歷史底層，呼喊著要被誕生的台灣人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