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庚子國變從鬧義和團開始，以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滿清政府被迫流亡而終，最後簽定瞭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這本是關於這一曆史過程的長篇報告，刻劃齣慈禧、榮祿、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等一係列晚清重要曆史人物的真實麵貌，並給他們一全新的觀照和審視，文筆生動、語言流暢，給讀者以深刻的啓示。

張建偉是《中國青年報》的高級記者，嚮被譽為“中國首記”，其推齣的報告文學《第五代》、《命運備忘錄》等，以磅礴的氣勢，憂患的意識，獨到的見解，在讀者中引起瞭長久的迴響。但近幾年，此公卻筆鋒一轉，一頭紮進瞭晚清民初的曆史故紙堆中，含英咀華，探頤索隱，不久便推齣瞭長篇曆史報告《流放紫禁城:庚子國變》，此作一齣，史界坊間莫不鼎沸，或拍案叫絕，或恨之入骨，一時掀起瞭一股不小的波瀾，但正如餘傑對錢穆層層剝筍一樣，且讓我們對此公作一剖析。

縱覽中國曆史，改朝換代和變法改良是兩個亙古亙新而又沉重的話題。每當改朝換代伊始，為昭示政權的閤法閤理性，便會遺責前朝之不義，之無道，而宣揚革命有理，但一俟進入政權的中盛期，為瞭政權的穩定性、延續性，便宣揚變法改良，否定暴力的作用。這樣便形成瞭一個二律背反：為政權閤法閤理計，宣揚革命（排斥改良），為政權穩定延續計，宣揚改良（排斥革命），由此陷入曆史怪圈的泥淖中，古今莫外，由李澤厚之《告彆革命》所引發的是是非非便為明證，但從此亦使此理論進入瞭敏感的領域。

張建偉無疑地朝這一敏感領域勇敢地挺進。他有睿智的頭腦，一泄汪洋，令人蕩氣迴腸的文筆，以及史界眾多的新成果和新材料。這些的相互融閤，就使他形成瞭“駭人聽聞”的見解：戊戌變法的失敗主要地是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派的激進、幼稚、冒進，他們是自取其敗的“改革速成”者，而慈禧則是穩健的改革派，這樣戊戌變法失敗的闆子就重重地打在改良者的身上，而不是像以前那樣為慈禧的惡行。更有甚者，在張建偉筆下，康有為不再是一個關注國傢生死存亡，積極推進改革的人，而是一個愚昧瘋狂、阿諂權貴、公報私仇、嗜權如命的卑鄙而齷齪的小人，而正是這個“小人”的急躁冒進，做夢都想掌權的一係列行為纔最終葬送瞭戊戌變法，葬送瞭許多改良者的性命。

張建偉的見解無疑是震聾發聵的，特彆是在史界成果往往得不到普及的今天，頗有點“一紙風行，海內視聽為之一聳”的味道，歐陽明先生更是評論此書為：“消解舊論，倡立新說，言之成理，實屬不易。”但激情往往代替不瞭曆史的理性，泡沫吹的越大，破碎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歐陽明的評論於坊間可能直指一些人的心底，對於史界則不過被人曬笑而已。實際上戊戌變法甫一結束，海外就有貶康的議論，並進而形成瞭尊康、貶康兩種觀點，在其後的曆史演進中，兩種觀點互有材料發現，見仁見智，莫衷一是，這從近年來汪榮祖與鄺兆江的論戰中就可見一斑。而張建偉隻不過從尊康的材料成果中取一點，從貶康的材料成果中再取一點，互相揉和，遂成怪胎。這根本不是“倡立新說”，卻不過是“雜揉”而又取嚮於貶康而已。

尤為劣者，張建偉不是廣泛地占有材料，“論從史齣”，而是先入為主，先確定框架，然後選擇有利的材料一點一點地填充，“以論帶史”，而這正是犯瞭史界之大忌。鬍適有言：“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可惜張建偉假設極其大膽，求證卻是隨心所欲。甚至為瞭自圓其說，不惜僞造誣衊。比如他說康有為為討好翁同和，寫瞭一本《書海雙楫》（實應為《廣藝舟雙楫》），誇耀翁同和書法“直有天籟”，是如何如何的好。但實際上正如北大房德鄰教授所指齣的，此書說到翁同和的隻有24個字“吾觀海內能書者惟翁尚書叔平似之，惟筆力氣魄去之遠矣。”是說翁同和的書法有點像康有為的老師硃九江先生，但“筆力氣魂”差遠瞭，這哪是誇耀討好呢，分明是貶損翁。再比如他不斷援引的梁鼎芬的《康有為事實》。不過是梁對康的揭發狀，能否確信實應打上問號，但張建偉卻對其中的康有為嫖妓不付錢一事大肆渲染，並立下肅然的道德判斷，這和他自己一嚮標榜的曆史和道德脫離不正是矛盾之攻嗎？書中類似這樣的硬傷附會不時閃現，這怎能不令人笑謔生疑，譏之嘲之呢？誠不知其可也。

縱覽張之雄文，處處閃耀著改革應該這樣，不應該那樣的論斷，儼然一個帝王師，而其在序言中宣告的曆史“應為當代人提供新的認知”，“認知是治史的唯一道德”，以及文中處處宣揚的改革漸進論等無疑地嚮人們昭示：應該進樣怎樣的改革？從而也就走上瞭學術政治化的道路，自恃妙筆生花之巨椽，施散匡世濟民之良藥。但這種隱諱貼金正泄露瞭他的動機：阿諂權貴，迴護現世。從而化為一隻媚權的精靈，遊飛於帝王的花園中。但這們的改革觀嚮來是知識分子閉門造車的一廂情願，改革中的波譎雲詭，斧聲燭影更不是速成與漸進所能說明的，而以“激揚文字”的形式來“指點江山”，正是許多好為帝王師的知識分子的悲劇所在，孔雀開屏很美麗，但轉過去就是骯髒的屁股，“徒為世人笑”罷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