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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石頭

作者:盧廷清

出品人:

页数:0

译者:

出版时间:20040720

价格:NT$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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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号码:978957908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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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词
• 苏轼
•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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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论说》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巨著，其中《论说》一篇，专论文章的体制与风格。刘勰在此篇中，将论说文的源流、体式、创作要领及其在文苑中的地位，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 溯源辨体，论说之肇兴 刘勰认为，论说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的“辩说”与“议论”。黄帝时期，仓颉“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创制文字，便是“言以代形”的开端。而“辩说”，则源于“理之辨”与“辞之辨”。《尚书》中的“政论”，《春秋》中的“褒贬”，皆可视为论说文的雏形。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蜂起，辩论之风盛行，论说文的体式日趋丰富，涌现出诸如《论语》、《孟子》、《老子》等大量经典的论说著作。刘勰在此区分了“辩”（争论是非）与“论”（阐述道理），认为论说文的本质在于“理”，而非仅仅在于“辞”。 体制纷繁，论说之流变 刘勰将论说文的体制归纳为九种，并对其进行逐一分析，体现了他严谨的文学分类学思想。这九种体制分别是： 1. 奏议： 上奏给君主的议论。要求“事在明察”，论点要清晰，建议要切实可行。如贾谊的《过秦论》。 2. 议： 对某一事件或道理进行评论。要求“理本乎事实”，言辞要精当，论证要充分。如韩愈的《论佛骨表》。 3. 论： 阐述道理，发表见解。要求“依事以立论”，观点要明确，逻辑要严谨。如诸葛亮的《出师表》。 4. 说： 解释事物的道理或进行劝诫。要求“事非己出，因以说事”，或“辞以导达，以说其志”。如苏轼的《后赤壁赋》。 5. 对： 君臣或诸侯之间的问答辩论。要求“问答相副，非止于辞”，既要能言之有理，又要能言之有据。如《公羊传》中的“对问”。 6. 书： 书信中的论说部分。要求“就事以论，以章友道”，情真意切，言辞恳切。如诸葛亮写给兄长的信。 7. 记： 叙事记文中的议论部分。要求“因事以见理”，通过叙事来寄寓作者的观点和情感。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 8. 传： 传记中的评论部分。要求“褒贬之义，必由忠奸”，通过对人物事迹的评论来表现作者的价值观。如司马迁的《史记》中的太史公曰。 9. 述： 对前代学说或事物的评价。要求“言必有本”，要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又要有所发展。如欧阳修的《论文》 刘勰对每种体制的特点、功用以及创作时的注意事项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例如，在论奏议时，他强调“事在明察”，要求论说者对朝政有深入的了解，提出的建议能够切中时弊。在论议时，他指出“理本乎事实”，论证必须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不可空谈玄理。 匠心独运，论说之要领 在论说文的创作要领方面，刘勰提出了“意”、“理”、“辞”三个核心要素。 意： 指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中心思想。刘勰认为，“意”是论说的灵魂，文章的生命在于“意”。“意”必须明确、集中，并且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他强调“意在笔先，文随事迁”，作者在动笔之前，脑海中要有清晰的构思。 理： 指论说的道理、逻辑和论证。刘勰认为，论说文的关键在于“以理服人”。“理”要真实、深刻，并且能够通过严密的逻辑进行阐述。他提倡“论说以理为本，辞说以文为羽”，道理是根本，辞藻是辅助。 辞： 指论说的语言、文辞和表达方式。刘勰认为，文辞的运用必须服务于“意”和“理”。“辞”要精炼、准确、生动，能够恰当地传达作者的思想。他反对“辞不称情”、“华而不实”的文风，强调“所以文者，所以传意也”。 此外，刘勰还强调了“事”与“文”的关系，认为论说文的写作需要“采鉴”前人的经验，同时也要“师心自用”，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他反对“模仿成法，无所变通”，鼓励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时代的需求，创造出新的论说风格。 时代流转，论说之辨析 刘勰的《论说》一篇，不仅仅是对历代论说文的总结，更是对论说文创作规律的深刻揭示。他对论说文的体制、风格、创作要领的论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所强调的“意”、“理”、“辞”的和谐统一，是任何优秀论说文都必须遵循的原则。 通过对《论说》篇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刘勰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其深刻的洞察力与严谨的治学精神。他的论述，不仅为后世的论说文创作树立了典范，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潮提供了宝贵的财富。在漫长的文学发展过程中，论说文的体式和风格虽有所演变，但刘勰所提出的核心理论，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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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讲，读这本书对我最大的挑战，或者说最大的收获，在于它彻底颠覆了我对“官员”和“文人”这一身份之间关系的刻板印象。苏轼的一生，似乎总是在“做官”和“写诗”之间痛苦地拉扯。书里详细记录了他参与新旧党争，被贬谪后依然心系苍生，为民请命的种种作为。这让我看到了一个极具政治抱负却又屡遭挫败的悲剧英雄形象。特别是作者对苏轼晚年在海南岛的生活记录，那份“心安茅屋五金”的淡泊，与其说是看破红尘，不如说是历经千帆后的终极和解与超越。书中没有刻意煽情，而是用大量的事实和信件往来，构筑了一个强大的逻辑链条，说明了为何苏轼能在逆境中始终保持其文学创作的旺盛生命力——那份根植于他对生命本身的深刻体悟和对理想的坚守。这本书让我开始重新思考，一个真正伟大的灵魂，如何在一个不完美的现实世界中，通过艺术和人格的力量，实现自我价值的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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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这是一本传记，不如说它是一部关于宋代文人精神世界的百科全书。我对书中对苏轼与同时代文人，比如欧阳修、王安石、甚至包括那些政敌之间的复杂交往的梳理感到尤为赞叹。作者没有采取简单的褒贬态度，而是试图还原历史场景下，不同政治立场和艺术主张是如何相互碰撞、相互成就的。尤其精彩的是关于“唐宋八大家”中苏轼艺术风格的演变分析，从早期的追随前贤，到中期的“尚意”风格的成熟，再到晚年那种近乎禅意的圆融，每一步蜕变都有具体的史料支撑，论证严密而又不失文采。阅读过程中，我常常需要停下来，查阅一下书中提及的那些具体的典故和当时的社会背景，这反而加深了对苏轼思想形成的理解。这本书的好处在于，它不是在“神化”苏轼，而是把他放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语境中去审视，展示了一个有血有肉、既有天才光芒又有人性弱点的伟大个体。对于想深入了解宋代文人圈层和美学思潮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视角和扎实的文本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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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苏轼传》读下来，着实让人对这位北宋文坛巨擘有了立体而深刻的认识。我原本以为对苏东坡的了解仅限于那些耳熟能详的诗词佳作，比如“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或者“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深沉。然而，阅读这本书后才发现，他的一生远比那些被浓缩进教科书的片段要复杂得多，也精彩得多。作者似乎花了极大的笔墨去描摹苏轼在仕途上的跌宕起伏，尤其是“乌台诗案”前后的心路历程，简直是惊心动魄。那种被时代洪流裹挟，被政治斗争反复拿捏的无力感，透过细腻的文字，仿佛能真切地触摸到苏轼那一代士大夫的悲凉与坚韧。他不仅仅是一个诗人，更是一个在极端压力下依然努力保持内心澄明和人格尊严的斗士。书中对他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贬谪期间的生活细节着墨不少，那些描述他如何“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豁达背后，其实蕴含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自我调适，让人在钦佩之余，也为之动容。整本书的叙事节奏张弛有度，既有庙堂之高的风云变幻，也有江湖之远的烟火气息，读起来酣畅淋漓，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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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编排结构非常巧妙，它没有采用严格的线性时间推进，而是像一幅徐徐展开的宋代风俗画卷，在讲述苏轼生平的同时，不断穿插对宋代社会制度、文化风尚的背景介绍。我特别喜欢作者在描述苏轼在杭州、密州等地任职期间，对地方建设、水利工程的介入细节。这使得苏轼的形象不再是孤立于书斋的“文曲星”，而是一个真真切正在世俗世界中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比如书中对苏轼主持疏浚西湖、倡导农业技术的描述，细致入微，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拥有工程学思维和民生关怀的官员形象。这种多维度、跨领域的展示，极大地丰富了读者的阅读体验，也让我意识到，我们常常只记住了苏轼的“才”，却忽略了他的“能”与“德”。读完此书，我感觉对宋代文人的那种“兼济天下”的情怀，有了更具象、更生动的理解，是一部极具阅读价值和史学深度的佳作，强烈推荐给所有对中国传统士人精神感兴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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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书页，我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扑面而来的、古典而沉稳的文风，与苏轼本人那汪洋恣肆的气度形成了奇妙的呼应。作者的遣词造句考究，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但绝非故作高深，而是恰到好处地烘托出历史的厚重感。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对苏轼在艺术实践上的探讨。书中对他的书画成就，特别是他提出的“论画以形似，论诗以意境”的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作者通过对比分析苏轼与当时以“格律”为尊的文人之间的差异，清晰地勾勒出苏轼如何一步步开创出一种超越前人、直指人心的人文艺术境界。这种对艺术哲学的探讨，远超一般人物传记的范畴，它上升到了对中国传统审美精神的探讨层面。阅读过程中，我好几次被那些关于他书法“飞动而不失稳重”的描述吸引，忍不住放下书，去寻找他留下的墨迹图片来对照，试图在文字描述中捕捉到那种转瞬即逝的“神韵”，这种体验非常独特且富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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