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歷史裡，我們總是著迷於未來。西賽羅（Cicero, Marcus Tullius）[譯注1]在西元前45年寫下：「無論多麼圓熟和啟蒙，也無論多麼原始和野蠻，都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否認未來事件能由特定人士所紀錄、解釋，或預測的可能性。」1他知道他要說什麼：假如你把磚塊丟到一群羅馬人裡，你可能就會砸到一個算命師。

即使到了今天，這點也與當時相去不遠。我們有猛捶聖經的狂熱傳道人傑克．范英普（Jack Van Impe Bible-thumper）、新世紀靈媒、能言善道的未來學家、股市預測權威、星座大師、費絲．波普康（Faith Popcorn）之流的趨勢作家[譯注1]──可以說是先知多到了氾濫的地步。而我們這些理應擺脫迷信的理性社會子民，卻有多少人在從階梯底下走過之前仍躊躇不前？（西方認為從階梯底下走過是不祥的）

無論未來被賦予何種想像，它那緊緊佔據以及吸引我們想像的力量，卻成為人類身分恆久不變的特徵。約瑟夫．洛馬斯．托爾思（Joseph Lomas Towers）在1796年闡述：「刺探未來的慾望，是一種投合人類心智的熱情。」2對於湯瑪斯．紐頓主教（Bishop Thomas Newton）這類宗教人物來說，歷史只是聖經裡早就發生的先知預言之紀錄；而未來，根據同樣的邏輯，則由尚未應驗的預言所組成。3對其他人而言，未來還可以區別為坊間傳說、占星命盤，或你額頭上的線條。到了十八世紀，未來似乎成了「進步」的同義詞，是科技與理性相對於自然與熱情的勝利──這個觀點終將遭受那些發現科技進步帶來了無數破壞潛力的人們所挑戰。

這本書探討了我們對未來持續迷戀的變遷特質。猶太教與基督教文化傳統所指的未來是有期限的──假如這是正確的用詞──特別是對橫跨大西洋兩岸的英語世界而言。這裡是現有的概括總覽，在本章對預言作一番整體的討論後，第二章將檢視中世紀與近代之前的未來圖象：我們將探索啟示錄末日崇拜、假基督、改革派僧侶、安那其的「自由靈魂」，以及千禧年狂熱者。

接下來，我們將轉換至第三章的，探索未來的民間傳說。我們的民間素材主要來自十八、十九世紀，但它們呈現了最起碼可以上溯至中世紀的普遍價值、慣例和信仰。重點在於人們藉著民間傳說、魔法、巫術和占星來主張其對不確定、不可靠未來的某類影響力：來改變天氣、保衛牲畜、預防或治病、預知你要取或嫁的對象、設計對付敵人的辦法，乃至確認你最喜歡的那支足球隊會勝利。

我們在第四章裡探討十七、十八世紀時的革命性政治變動：英國內戰、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大革命。與其說是鉅細靡遺地在文獻中呈現來龍去脈，這章不如說是在革命的觀念和動作裡，尋找預言的地位。每次有革命發生，就有人又「發現」它是哪個古代預言的實現。不僅如此，革命的根本行為也會催生新的期待和希望，進而許諾士氣高昂與激勵人們付諸實行的更佳未來。某種末日變革的強烈宗教感，想當然爾地滲透世俗的革命意圖裡：我們將看到，革命，通常是由神啟所發動的。

隨著革命時代而來的是新的烏托邦（柏拉圖所說的理想國）之夢。我們將在第五章裡認識路易－塞萬斯提．馬歇爾（Louis-Sebastian Mercier），全世界第一篇非宗教性的未來烏托邦預言作者。他帶我們到西元2440年，科學、理性、秩序昌盛的巴黎：有位開明的獨裁者，和他那些正直良善的男性大臣在禁絕菸、酒精、咖啡因的商店和房舍裡玩西洋棋與其他理性的遊戲，同時他們的妻子則專心取悅自己的丈夫，從事家務以及撫養小孩。我們還會看到另外兩位與法國大革命有關的知名作者：跑到美國而逃過斷頭台的伏爾尼伯爵（Comte de Volney），以及逃過了斷頭台，卻死在監獄裡的康多賽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譯注4]。顯然「政府健康忠告」正是屬於所有烏托邦的產物──以及屬於所有製造商與消費者。

這本書扼要地檢驗了十九世紀某些主要的，也是最有趣的烏托邦作家。我並不打算提供對烏托邦主義思想的整體概論，而是聚焦在幾位作家身上，他們的作品展示了對未來觀點的粗略變遷。其中一位是瑪莉．葛莉菲斯（Mary Griffith），她想像了一個女人社經地位（但不包括政治）平等和科學昌明的世界，在一個信仰虔誠、節制、和平和秩序的黃金時代裡。另一位是美國作家愛德華．貝拉米（Edward Bellamy; 1850-1898），他主張1870年代撼動美國的產業動盪，其實是為民主式的社會主義的樂園預作準備，到了2000年每個人將為政府工作，也都承諾了共有制度。第三位是H．G．威爾斯，他對「優生學」，或「選擇育種」（selective breeding）一詞普及化的貢獻勝過任何一位作家，那是未來盡善盡美的關鍵。

這些都不是我們大多數人想要生活的未來世界，除了一件事以外。在所有烏托邦裡，無論世俗或宗教，也不管其間的差異，有個共同點就是：未來沒有律師。

我們在第六章進入二十世紀的上半葉，也是整段人類歷史最暴力的時期，烏托邦粉碎成斷垣殘壁。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都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想法，認為早期烏托邦遠景所傳達的理性、秩序，和功能主義終將產生一個新意、自發性與藝術創意皆遭扼殺，以及進步的概念只不過是一場空的世界。這些令人不安的質疑在法國作家朱爾．凡爾納（Jules Verne, 1828-1905）筆下一覽無遺，他在1860年代初所杜撰的，七○年代初的未來巴黎圖象，簡直與現實絲毫不差。這裡也有一種愈發強烈的科技恐懼意識，這種觀點反映在威爾斯的小說裡，他是第一位預測到核子武器的本質與後果的作家──雖然他仍相信每件事在最終將得到最佳的安排，也有一群開明的科學家與知識菁英，能自野心勃勃與戀棧大權的政治家手中拯救世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未來的意象變得越來越黑暗。從1920到1921年，俄羅斯革命的早年，札米亞京（Yevgeny Zamyatin; 1884-1937）寫出第一篇反烏托邦（dystopia，與烏托邦主義的理想色彩背道而馳的）未來小說。這篇僅標題為《我們》的作品，描述一個集體政府消滅了個人主義的世界，幾乎用全部自由的代價換來所有秩序的達成。同樣的主題也，雖然沒有那麼成功，成為俄裔美國女作家安．藍德（Ayn Rand, 1905-1982）的作品；她那憐憫的普遍基礎與威爾斯大致相去不遠。

比藍德的作品更為深刻的，則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Huxley’s Brave New World）。赫胥黎採取人類大腦都完全被馴化的集中教育假定，以及十九世紀末對優生學的狂熱，將之轉化為反屋托邦的未來景象：在選擇性育種下的自動化人類出生後就被設計為服膺超理性社會秩序的美滿、有用成員。然而最黑暗、最絕望的反烏托邦小說，顯然要屬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作品，他的《一九八四》訴諸集權主義、獨裁政體、宣傳手段、心靈操控與折磨的夢魘，表現出一種權力與壓迫成為絕對目標的未來可能性，所有進步都是「朝向更多痛苦」的進步。這是本讓你為之心寒的書，只因為它竟然如此貼近本書所完成的現實世界。

我對反烏托邦的討論再次集中在少數關鍵人物，而不是追本溯源。我所選擇的是深度而非廣度，並鎖定如凡爾納、威爾斯、札米亞京、赫胥黎，和歐威爾這類，更典型反映且強調吾人對未來的善變觀點的代表作家。

我們越來越接近現代，我將在第七章裡延伸即將來到的現代北美圖象，所勾勒的某些主要特質。有個脈絡可以回溯至十九世紀，對科技改變持樂觀態度，並期待著更加根本的進步。相對於這種背景的，則是對核子戰爭、全球恐怖主義、環境破壞的恐懼所導致的末日意識，包含了從宗教右翼主張到好萊塢災難電影的各種表現。同時，八○年代期間的女性主義運動也誕生其第一個關於五十年後未來的烏托邦圖象──儘管這些對未來的前景，都被現代社會裡既有的悲慘預期：毀滅與反烏托邦的可能性所抵銷了。

最後，在第八章，我要討論六○年代那群所謂自然科學的未來學家，此外還有那些自認有能力預測未來，卻無法取信於人的傢夥。我也對未能兌現的預言和預測作了番評述──這種情況還真不少。又有一說是該有「預言家的竅門」：一個好的預言家，應該永遠容許反彈的機會，並提供可採行的適當策略。

這些就是我打算談的。底下則是你在本書裡不會讀到的：不會有太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內容；事實上，法國預言家諾斯特拉達姆斯比馬克思的份量更重。已有許多探討馬克思哲學的書寫，而且，無論如何，諾斯特拉達姆斯顯然已經比馬克思更有影響力了。你也不會讀到什麼號稱洞悉未來的當代名人，畢竟本書是側重未來的歷史，而非現今的預測。你恐怕也沒有機會看到太多科幻小說，這個龐大的主題足以花一整本書來探討。我的取向是不容置疑的地球中心論；唯有關於地球這顆行星的預測才要加以考慮，太空探險和殖民的未來更是全部略過。「企業號」星艦航向的疏離的二十三世紀，連同認為列寧格勒仍然存在的俄籍軍官，以及相信「一的四次方竟然大於一」的艦長，都要再等本書的續集。[譯注5]

假如你在期待的是這些內容，而且你已經付了本書的錢，那你只能這麼做：走回你家附近的書店裡，要求退還書款。否則，繼續讀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