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十八年前，一位學生（如今他已經是律師了）問我，為什麼不寫一本有關切‧格瓦拉的傳記，來釐清台灣的媒體及學術界對這位革命家的胡說八道呢？

我記得當時回答他說：資料不足。有一次，在光華商場地下室的舊書攤上，以十塊錢買到了日本作家三好徹的《切‧格瓦拉》（文藝春秋社），才對格瓦拉的神秘生涯有了初步的理解。可是，當時我對古巴、拉丁美洲，以及美國帝國主義的歷史還只是粗淺地略知一二；儘管已讀過格瓦拉的《游擊戰爭》、《玻利維亞日記》（妙的是，這些英文書也是在光華商場的舊書攤找到的！），仍還是霧裡看花。

如今，總算把拉丁美洲古巴的革命、卡斯特羅等等的歷史搞清楚，可以撰寫格瓦拉的傳記了。格瓦拉是一個平凡的阿根廷人，他的詩寫得相當粗糙、他的學問沒什麼系統可言，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不如說是對革命浪漫的衝動。

這樣一個醫學院畢業的doctor，如果生長在台灣，一輩子絕對不會浪漫地去為別的國家的人去打游擊，最後慘死在雲深不知處的高山峻嶺中。格瓦拉可以像其他醫生一樣，享盡人間的榮華富貴與傲人的社會地位，但他卻選擇了一條不歸路──革命。

對被壓迫大眾的關懷，在台灣人的醫生是一種驕傲的施捨；為被壓迫者去搞革命，在台灣人的心目中是瘋子。並非台灣知識份子沒有過浪漫的情懷，只是現實告訴他──這等傻事讓那些沒讀書的人去幹，等到他們快要成功的時候再臨門一腳，奪取他們的革命成果，篡改歷史就夠了。這是幾十年來台灣知識份子的卑劣，誰都可以拿「二二八」當藉口，誰都可以說國民黨太可怕了，誰都可以說不要激怒中共。

如果革命可以用金錢投資來計算，那麼從美國獨立、法國大革命的二百多年來，歐洲、美洲、亞洲和非洲的革命在台灣人的心目中，未免太不值得，幹嘛搞得腥風血雨，幾百萬分之一的成功機率。「死，死道友，不可死貧道」，是台灣知識份子最無恥的藉口。

革命無他。浪漫而已。格瓦拉拿槍，其他醫生拿聽診筒；他要拯救世界的被壓迫者，醫生只能發揮救治病人的醫德。中國偉大的作家魯迅放棄習醫，改寫文章要拯救吃人禮教的阿Q中國，至少他有革命的氣概。也許台灣的醫生不再認為格瓦拉是江洋大盜或毒蛇猛獸，但他不值得效法，更談不上什麼尊敬或心嚮往之的了。

格瓦拉太浪漫，太不注重理論，犯了大忌。列寧昭示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可言。」格瓦拉太急躁地想完成一場革命。問題是革命永遠無法停止，革命者只能在一個時空內扮演他的角色，老是考量什麼時候會成功，連個起碼的賭徒都不如。革命是先革自己的命，再賭自己的命，與其說他們太不切實際，不如說他們的賭性堅強，賠上一條命又算什麼？列寧在十月革命成功後，躺在地板上對托洛茨基說過：「我真不相信我們的革命成功了。」這種風格，也只有西方知識份子才具有的浪漫。

這些年來我認識的幾位醫生朋友，儘管溫和，但可以容忍革命這兩個字。大家在酒後尚未亂性之際，偶而會提起格瓦拉。還好有他們的物質鼓勵（革命豈能光靠精神支持？），我才有機會在美國、日本等地慢慢地蒐集有關格瓦拉的資料。

撰寫這本小書的目的，除了回應十八年前的約定外，也同時批判台灣的反動御用文人：別以為只有你們擁有解釋權，革命者的人格不容你們這些狗奴才去污蔑的！

●作者介紹

楊碧川，台灣新竹人，1949年12月生，台北市東方中學畢業。

20歲時涉及「飛虹盟事件」，坐政治獄七年。

出獄後曾做工維生，同時自修台灣史、社會主義思想史、世界史。現專事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