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2002年11月在中国北京由中国和澳大利亚学者联合举办的“纠纷解决替代机制与现代法治”研讨会的论文集。
研计会论文旨在阐述各种纠纷解决途径的特点,对各种途径的效能进行评价,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探讨政府部门和法院组织在司法行政和现代法治的框架内对各种纠纷解决途径的指导和支持。
参加研讨会的澳大利亚代表团深深感觉到中国在纠纷解决替代机制方面经验丰富,有许多方面值得澳方借鉴。同时,随着中国国内对法院审判的要求不断提高和中国对法治的进一步承诺,中国在纠纷解决方面的实践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澳方代表也饶有兴趣地听取了这一点。
与中国在调解方面的悠久传统和广泛实践相比较,我们感到澳大利亚在纠纷解决替代机制的经验是苍白孱弱的。对我们来说,高层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的期望和中国各省、市、地区工作在人民调解一线的官员的报告是富有启发意义和教育意义的。
王公义,中国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曾主持《中国公证制度研究》、《中国律师制度研究》、《中外司法行政体制比较研究》、《WTO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人民调解制度研究》等,出版著作有:《中国律师制度研究》、《律师法概论》、《WTO对中国律师业的影响》、《WTO纠纷解决机制研究》,是本领域较有研究的学者。唐荣曼教授于1999年7月担任墨尔本维多利亚大学商务和法律系主任,在此之前他是堪培拉大学管理和法律系法学院的法学创立教授和负责人,也是该大学公司法及政策研究国家中心的第一主任。他是堪培拉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名誉教授。唐荣曼教授具有法律和社会学博士学位,已经发表的文章范围广泛,涉及公司管理、法律社会学、法律职业、法人犯罪和公司法等法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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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对这类专业文集的经验来看,其价值往往体现在对特定法律真空或模糊地带的填补上。中澳两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日益深化,随之而来的法律摩擦也日渐复杂,很多时候,现有的双边条约或国际公约的适用存在灰色地带。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它集结了顶尖的智慧,试图在这些模糊地带划出清晰的边界线,尤其是聚焦于非对抗性的解决路径。我非常希望书中能有关于“机制的效能评估”的量化研究。不是泛泛而谈某个机制的优点,而是通过数据或案例,对比说明在特定类型的商业纠纷中(比如知识产权转让或大宗商品贸易违约),仲裁相较于调解,在时间成本、执行成本和最终和解满意度上的具体差异。这种基于实证的分析,远比纯粹的理论推演更具说服力。如果本书能够构建一个清晰的决策树模型,指导法律从业者在面对中澳间特定纠纷时,如何“最优选择”其替代性解决途径,那么它将成为该领域不可或缺的案头工具书,引领未来区域争议解决实践的规范化方向。
评分初次翻阅这本汇集了多位专家智慧的文集,那种扑面而来的学术气息和严谨性让人眼前一亮。它不是那种轻松的读物,而是需要沉下心来,对照着相关国际公约和国内判例细细品味的“硬核”之作。我尤其欣赏的是,它似乎没有满足于对“纠纷解决”这一宏大主题的泛泛而谈,而是聚焦于“替代机制”这一细分领域,这显示出编者和作者们对问题深层结构的把握。在我看来,替代机制的精髓在于“替代”,即如何有效地跳出传统诉讼程序的僵局,构建出更具灵活性和商业敏感性的解决路径。尤其是在中澳这样两个经济联系紧密但法律文化背景存在显著差异的司法管辖区之间,如何设计出既能满足商业利益快速实现,又能得到未来强制执行保障的调解或仲裁条款,是实践中的一大痛点。我期待书中能有深入探讨关于“互认”机制的设计,比如,在特定领域内,一个由中方专家主导的调解结果,如何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其在澳大利亚法院体系中的效力,反之亦然。这不仅仅是程序法的问题,更是国家间司法互信的试金石。这本书如果能清晰地描绘出这些复杂路径的蓝图,那它的价值就无可估量了。
评分作为一个长期在跨国贸易领域摸爬滚打的从业者,我深知合同条款中的“争议解决”那一小段文字,往往决定了未来数年乃至数十年的风险敞口。因此,我对这类聚焦于“机制”与“现代法治”的论文集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它必须能提供超越教科书层面的洞察力。对我而言,最吸引我的是“现代法治”这个定语。这意味着,讨论不应止步于“如何解决眼前的争端”,而更应关注“如何通过解决争端的过程来巩固和完善区域间的法治环境”。例如,书中是否探讨了数字化在替代机制中的应用?区块链技术在证据保全和仲裁裁决的透明化监督中,能为中澳之间的合作带来哪些颠覆性的变革?此外,如何平衡国家主权考量与国际商事习惯,是这类法律交汇点上永远绕不开的难题。如果本书能提供一些创新的、符合未来趋势的“软法”建议,指导企业在签订合同时如何预设更有韧性的争议解决架构,那它就不仅仅是学术论文的汇编,而是一份极具前瞻性的实操指南了。
评分这部论文集显然是在一个非常特定的法律领域深耕的成果,对于那些关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尤其是涉及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特定法律框架互动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份重量级的参考资料。我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区域法律合作与冲突解决的学者,对这类汇集了多方智慧的文集总是抱有很高的期待。它不仅仅是对既有法律条文的重复梳理,更像是搭建了一个高水平的智力对话平台,让不同的法学视角在“替代机制”这一核心议题上进行碰撞与交融。我特别好奇,书中对于ADR(替代性争议解决)在两国司法互信构建中的作用是如何被论述的。毕竟,在涉及主权经济利益和复杂法律体系对接时,仲裁、调解等柔性机制如何才能真正发挥其效力,而不是沦为形式,是极具实践价值和理论深度的探讨点。如果能看到对两国近年来发生的标志性商业争端案例中,这些替代机制的实际应用效果的深度剖析,那将是对当代国际法实践的宝贵贡献。此外,现代法治理念的引入,暗示了这些讨论不会停留在古典的法律条文层面,而是会触及到程序正义、透明度以及可执行性等更宏大的治理哲学层面。期待它能提供一套既能尊重各国国内法传统,又能面向未来跨国合作的通用性解决方案框架。
评分这本论文集的气质,读起来更像是对一个正在演进中的法律生态系统的田野调查报告,而不是一份静态的法律条文解读。关注点在于“纠纷解决的替代机制”,这恰恰是国际法和商法最活跃、最富于创造力的试验田。我非常好奇,在“中国”和“澳大利亚”这两个特定语境下,作者们是如何处理文化差异对“信任建立”和“让步意愿”的影响的。法律程序是冰冷的,但争议解决的实质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与妥协。如果书中能有一部分篇幅,专门剖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调解员或仲裁员的裁判偏好或沟通风格,并提出针对性的跨文化谈判策略,那这本书的实用价值将大大提升。此外,“现代法治”的引入,让人联想到程序正义的最高标准。在替代性机制中,如何确保弱势一方(比如中小企业)的声音能被充分听取,避免机制被强势一方绑架,是检验现代法治精神是否落地的关键。我期待看到一些关于“微观正义”在这些替代机制中得以保障的具体论述和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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